尹汉宁: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

正伦理是人伦之理,是道德哲学。伦理秩序是多数人认同并尊崇的主流价值规范。伦理秩序,古今中外原本有之,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注视它、重视它。社会主义伦理秩序是符合当今中国实际的伦理秩序,是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和精神的伦理秩序,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衔接的伦理秩序。社会主义伦理秩序,与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共同作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一是从价值取向看,社会主义伦理     

政治秩序起源的哲学考察

政治秩序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它的形成是人类步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条件。从哲学视角看，政治秩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是适应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主要通过对人性的探讨来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揭示出政治秩序是人的社会本性的内在规定。政治秩序还是人性自由的理性追求。     

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一直走不出自治不足的困境,原因就在于行政性的单一中心秩序。党领导下的社区多中心秩序构筑的多中心秩序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多中心秩序在社区的延伸和扩展。社区多中心秩序的建立将促进居民互动和社区化,促进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有序参与。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将是多中心秩序的主要构建者,法律则是维系多中心秩序的制度保障。     

法治与“乡土中国”的变迁

没有对农民日常生活背后的伦理世界和价值传统的透彻分析，我们很难真正明白国家治理结构性的变迁和治理策略的更迭所带来的更深远的精神动机和影响。本文以乡土中国的变迁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农民的理性化、村庄内部结构与治理状况的变化，进而分析了农村人心秩序层面上的微妙变化，指出日益具有现代性的乡村与现代法律之间越来越亲和。法治要直面价值世界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活着的“传统”所可能具有的巨大的复杂性，并为个人的伦理实践留下空间、做出必要的指引。     

社区治理的多中心秩序与制度设计

组织社会的秩序分为单中心秩序和多中心秩序,前者是有指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秩序,后者是许多决策中心在一般规则体系中规制其相互关系的秩序。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自治的推进取决于社区治理由行政单中心秩序向多中心秩序的“嬗变”。由公共责任理念引导、公共规则规制的社区多中心治理秩序,将是摆脱“公地困境”、激发社区治理中的多中心因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集体行动和社区善治的重要条件。     

伦理秩序之于和谐社会的价值解读

和谐社会既是一种制度期待,也是一种伦理期待.优良的伦理秩序既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规定和内在目标,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和外在保障.伦理秩序从"应然"的层面规范了社会利益冲突的边界,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性资源",为民主政治和合法政治提供道德生长点,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孕育"善"的价值追求,建构公平正义的制度之善与建构幸福自由的人生之善共同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伦理之维.     

市场经济主体与企业伦理的功能关系分析--兼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必须加强企业伦理建设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框架,依法打击"伪劣经济"固然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力手段,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加强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自律、构建经济主体内在伦理规范的重要作用.笔者从经济与伦理的本源关系出发,论述了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企业伦理的必要性以及企业伦理外化为商誉的经济学意义,从而阐明建立企业伦理是完善市场主体资格、实现市场机制功能、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基础.市场经济主体与企业伦理可以实现良性互动.     

论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

“道德滑坡”和“法律纸面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两大难题及其症结,而解决这一难题及其症结的关键在于公民意识的确立,因为公民意识的普遍确立并获得意识形态性,不仅是新时期伦理秩序和法治秩序的内在支撑,也是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精神动力。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冲突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秩序的多重变革。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有差别,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党建+商会”:乡村权威再造与秩序重建——以中部地区水镇为例

乡村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村秩序面临多方挑战,如何重建法治社会乡村秩序成为重要研究命题。乡村权威对乡村秩序的维系和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层政府在自身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能力弱化的背景下,通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再造新生权威,不失为创新之举。"党建+商会"模式契合了当前我国乡村的治理情境,但同时也存在一定政治风险,将其进行制度化吸纳是化解风险的路径选择。     

多中心秩序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一直走不出自治不足的困境,原因不在于行政性的单一中心秩序。党领导下的社区多中心因素构筑的多中秩序是源于市场经济的多中心秩序的社区的延伸和扩展。社区多中心秩序的建立将促进居民互动和社区化,促进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有序参与。社区党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将是多中心因素的主要构建者,法律则是维系多中心秩序的制度保障。     

论儒家和谐治道观的内在精神

儒家和谐治道观是从维护现有秩序的角度出发,以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以个体的心性和谐为基点,以家庭和谐为治理的载体,通过家庭内部伦理秩序的调整,延伸出人与人相处的法则,建立人际信任的环境,致力于形成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负其责的社会存在状态。     

食品安全伦理秩序的现代建构

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在于食品利益相关者的道德出现了问题.从业者道德缺失、监管者道德失范、消费者道德冷漠、媒体道德功能式微是当代中国食品安全伦理失序的实然生态；市场化及拜金主义的冲击,食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对食品安全悖德行为的过度宽容,监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监管乏力是导致食品安全伦理失序的深层原因；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道德考评机制、奖惩机制、监督机制、诚信机制、宣教机制是推动当代中国食品安全伦理秩序生成的应然路径.     

民主与秩序:治理民主视域下的公民参与

治理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民主,其有效性是公民参与有序性的来源,而公民参与的有序性则是治理民主有效性的保障。民主与秩序是治理民主的理论内核,也是公民参与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     

金融制度与金融秩序的理论及现实思考

合理有效的金融制度对形成良好金融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章着重分析我国目前金融失序的制度性原因,包括正式金融制度的缺陷、金融道德伦理维度的缺失和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局限性,并对规范我国金融秩序进行一些思考。     

论乡村社会的内在秩序及其生产机制——以乡镇综治工作为例

乡镇综治工作是观察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窗口。乡镇综治工作的实践表明,基层综治工作是一项系统而全面的工作,对上有考评晋升的压力,对下有综治维稳的压力。通过具体分析综治干部纠纷化解与矛盾调处的过程发现,综治工作的目的在于协调生产一种内在秩序,这种内在秩序具有强治理性、弱法律性以及强协作性。这样一种内在秩序是受综治工作的多重压力、综治干部的乡土本色以及纠纷个案的"延伸性"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为了使法治成为这种内在秩序的重要生产方式,逐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法治水平,未来综治工作的改革应着力提高综治干部的法治思维、完善综治工作的考评机制及改革纠纷案件的分流机制。     

试论我国公共行政决策的伦理价值取向

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体现了公共行政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对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公共行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决策伦理价值取向，是一个必须给予明确回答的问题。对于推行社会主义这一目前人类最先进社会制度之中的中国公共行政所应坚持的决策伦理价值取向，应该吸收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公共行政决策伦理价值取向的所有精华部分，将秩序作为基本决策伦理价值取向，效率作为核心决策伦理价值取向，公正作为终极决策伦理价值取向。     

多中心治理与非营利秩序

我国社会转型期NPO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与我国行政单中心治理的缺陷有关。引进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完善法人自主治理,健全政府治理机制,推动独立部门、公民个人、舆论界以及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多中心协同治理,促进非营利组织善治,将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强化非营利组织治理、构建非营利秩序的必要选择。     

人类理性对秩序的探究

希腊人认为秩序意味着安排、结构的完善与美,秩序是与和谐的宇宙相关联的事物,并用"科斯摩斯"(κósmos cosmos)一词表示"秩序"。后来,人们逐渐从价值的层面上深化了对秩序的认识,并以实践活动的能动性作用将秩序纳入历史存在的范畴,从而使秩序进一步获得了法理道统的价值基础。     

让“制度创新”插上道德的翅膀——评《制度·创新·伦理——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制度创新研究》

<正>理论和实践表明,制度就像一张无形的网,将社会中的人和事框进它所设立的秩序中;人们在享受制度带来的自由与秩序时,也可能会遭遇其带来的不公和代价。无论是刚刚废除的劳动教养制度,还是新颁布的"单独二孩"政策,总驱使着具有"终极关怀"情结的人们,渴望废除"恶"的制度,制定并实施"善"的制度,从而让制度插上道德的翅膀。如何让制度插上道德的翅膀?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现实有机统一的伦理问题。李刚先生新著《制度·创新·伦理——制度伦理视域下的制度创新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便是这种探索的成果,是一部颇为令人信服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