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立足于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对传统小农户生产经营制度的创新。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本质是要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并通过创新组织形式,发展多形式的规模经营,充分激发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农业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当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坚实基础。     

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推进现代农业纵深发展

正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是我省"两大平原"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首要任务,也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佳木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作为改革试验的重点区域,在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经验。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显著     

家庭农场：现状、挑战与启示——对安徽繁昌县平镇的实证调查

以长江中下游一个乡镇的实证调查为基础,从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和收入结构三个角度界定家庭农场内涵,从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生产组织、利润与风险水平这四个维度描述家庭农场发展现状。随后从土地流转、农民分化和粮食安全三个角度指出发展家庭农场所遭遇的三大挑战。研究启示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应是因地制宜引导家庭农场发展,既要抑制资本下乡为家庭农场创造空间,同时基于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立场理性推动家庭农场发展。     

新形势下兵团发展家庭农场问题研究

本文从家庭农场的内涵和特征出发,分析了家庭农场与兵团其他主要经营主体的区别和联系,探讨了现阶段兵团发展家庭农场的条件和制约因素,应遵循的原则和发展的主要模式,最后提出发展家庭的主要措施。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土地集中与流转机制构建

相对传统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具有明显的一系列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土地配置与流转机制问题为:农村家庭土地的财产化观念影响集体内部流转方式的家庭农场土地集中经营模式实现;农地有偿流转影响家庭农场发展对土地规模扩大的利益驱动力;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面临实现集中土地和开发整理土地的投入费用支付问题;家庭农场长期稳定发展的土地产权交易关系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应当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实现有利于家庭农场发展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制度改革。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苏州面临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新机遇,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构建适应“四个百万亩”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激发农业农村生产要素潜能,走出一条既体现现代农业发展规律,又反映本地特色优势的苏州之路。     

加快建立江苏农业新型经营体系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突出在＂四化＂,即集体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既是新形势下我国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江苏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精心谋划和落实符合国情、省情的思路和措施,对有效推进＂四化同步＂、促进＂两个率先＂具有重要意义。     

论家庭农场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最合适的经营主体,而家庭农场又是家庭经营中最优的,它以适度规模经营克服了普通农户超小规模的弊端,又避免了一些专业大户粗放经营的问题;家庭农场还具有公司式农场或农业企业规模化、专业化等优势,同时又以家庭经营克服了公司式农场的委托代理等问题,因而在农业经营体系中优势显著,从而决定了它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农业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家庭农场的主体地位。     

重庆农业经营体制创新之道——创新土地流转机制、生产经营主体、社会服务体系

牢牢牵住农业现代化的“牛鼻子” “两头跑,饿不死,吃不饱!”这句流传在开县农村的口头禅,是温泉镇东坪村农民工陈永中的真实写照。“在农村,种水稻、小麦,收入仅够维持温饱。”陈永中说。     

广西:广开“快速通道”帮农产品出村

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流通受阻,一些地区蔬菜、水果滞销卖难,一些地方禁止活禽运输、家禽正常供种,销售渠道被阻断,特别是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用工难、用工贵,资金链紧张,生产经营遇到很大困难。     

玻解土地流转难题 创新生产经营体制

土地流转是指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入股、转包、转让、出租等形式,由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向种粮大户、专业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目的是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以适应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客观需要。中央明确指出：“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好“引导”工作,也就是要充分认识当前土地流转的重大意义,破解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难题,积极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     

财政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江苏推进农业现代化工程,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然选择,是破解"谁来种地"、"地怎么种"难题的关键举措,对于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加快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访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

<正>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四川虽刚刚起步,但是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需要进一步加强认识、出台政策、推进改革,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的要求日益迫切。如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怎样理解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农业与农村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全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涉农政策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诸如取消农业户籍、新型城镇化、土地的三权分置和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引导适度规模经营、粮食目标价格制度等,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总结2014年农业农村工作,研究了依靠改革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全面部署2015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明确了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势在必行

农业现代化,既是经营制度不断创新、政府支持保护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现代生产手段不断改进的过程。其中,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农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对策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农业经营制度的创新。当前我国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集聚难;家庭农场主文化程度偏低;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足;家庭农场融资困难;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低。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主,有效供给农业科技,创新农村金融,强化政府扶持政策,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等方面入手。     

小农户与家庭农场:内涵特征、属性差异及演化逻辑

家庭农场所具有的内在制度优势,是现阶段中国最适宜最合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是新时代国家农业政策的重点扶持对象。与小农户相比,家庭农场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博弈时具备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组织治理效率较高。从行为动机上看,家庭农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更加注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从经营特征上看,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化水平更高,更加具备生态自觉性和合作意识,更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整体上进入了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形态,农业经营主体的兼业化、低质化趋势愈发严重,农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必须打破小农经济的这种制度锁定状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降低小农户向农业规模经营主体演化的交易成本,使小农户沿着纯农户—家庭农场或者纯农户—兼业户—家庭农场的路径演化。     

农村土地经营流转助力江苏乡村振兴

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流转,是大力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农地经营流转意义重大,其核心在于能否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科学流转、有序流转,实现质量与效益的双赢。鉴于此,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第4期乡镇长培训班学员通过对苏南、苏中、苏北13个乡镇的调研,总结了所调研乡镇土地经营流转的进展情况,深入分析了当前江苏土地经营流转面临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     

土地流转与家庭农场的关系探讨——以辽宁为例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富裕农民。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规模性经营,以规模性生产经营实现家庭农场较强的盈利性。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农场的规模性要依靠土地流转来实现。辽宁省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既有与全国其他地方一致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性。本文有针对性的解决我省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夯实家庭农场规模性发展的基础,以支持家庭农场在农业现代化和强农、富农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走出家庭农场法律地位界定的困境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政策并未带来发展私法主体制度的新需求,家庭农场资格认证基于确定政府支持政策惠及范围的公法需要并根源于以受惠主体为逻辑的不合理政策体系.工商登记制度难以适应家庭农场认证的公共管理需求,不宜将家庭农场界定为一种新型私法主体形态.为此,应关注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区别,推进政府支持政策建构逻辑实现从主体到行为的转变,以消减法律需求和压力,走出家庭农场法律地位界定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