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美关系中的"新"因素?

本文探讨了香港回归前后美国的主要对港政策及对香港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香港终审法院关于港人内地子女居留权的裁决所引起的法律危机期间美国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作者发现,随着香港的回归和英国人的撤离,美国有悖常理地比中国中央政府更多地卷入了香港事务,而美国对香港的批评和压力总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而增强.作者因此呼吁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既不应把香港宠坏,也不应使香港成为一只替罪羊.     

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

本文以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为出发点,讨论了围绕美国"国家利益"的几个问题,包括"国家利益"的定义、其涵义在美国历史上的演变,以及其与当代美国社会的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作者提出,美国"国家利益"是一个具有历史沉淀的概念,其内涵是由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两个过程的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作者并指出,现代国家和市场对公民社会的全面渗透对公民利益国家化趋势的产生有重要的影响,这种趋势也导致了公民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认同.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

本文对1977年之后至90年代初,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进行考察和评估,认为邓小平的决断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努力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使中国在西方的制裁面前,稳住了阵脚,并成功地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大国关系

本文从大国关系的角度,对布什政府最近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特点及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报告》反映了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后世界总体形势的判断,阐述了美国单超独霸的计划和理论,勾划了今后一段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突显了反恐和本土安全问题,强调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布什政府强调大国合作的主要动因是反恐的现实需要和维持美国全面优势的长远目标,巩固欧亚盟国和调整同俄、印、中关系则是其重点.在此背景下,《报告》对中美关系的评估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布什政府需要在反恐等问题上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但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它对中国的担心和防范.《报告》所提出的各种战略并不完全等同于实际政策,因此必须全面客观地分析《报告》,方能纵览全局和把握方向.     

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分析

本文讨论的是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作者认为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中的共同立场表现在：不允许朝鲜开发核武器、对话与和平解决核危机、发挥韩国的当事人原则等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相互协调的背景、动因及其影响。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中韩协调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中韩在第二次朝核危机上的共同立场和相互协调不仅对朝核问题的解决、中韩关系，乃至整个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都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特别是对于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也有着深远影响。     

"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2年10月26日-28日,由中美关系史学会、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国内33个学术机构的6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论文44篇.与会者就中美关系的演变、影响中美关系的国际因素、当前的中美关系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大国认同观点谈乌克兰危机中的克里米亚事件

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带来了两方面挑战:一方面,这是冷战结束后对现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此次危机对国际关系理论也构成了新的挑战。乌克兰危机中的俄罗斯政策,特别是克里米亚入俄事件,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量讨论。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俄罗斯为什么会采取如此行动?目前学者对此问题提供了分别基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三种解释。前两种解释虽然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局限于表面上的利益——所谓"国家利益"或"掌权者的利益",而忽略了塑造这些利益的具体内涵和更深层次的因素——认同。建构主义的解释虽然把认同介入到分析框架之中,但现有的研究没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缺乏整体性与系统性。实际上,俄罗斯大国观念下的大国认同,是俄罗斯行为的最好注脚。     

霸权周期理论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之一.本文阐述了霸权周期理论,认为霸权周期理论对纷繁复杂的中美关系做出了独特的解释,并为我们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与国际大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保守理念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1889-1937年的联邦最高法院为中心

1889-1937年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展史上一个非常保守的时期.通过司法能动,最高法院在对内事务和对外事务两个方面将保守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州与个人(包括公司)关系上,它强调契约自由,阐发了所谓经济上的"实质性正当程序";在联邦与各州的关系上,它强调州权,形成"二元联邦主义";外交上,它支持总统和国会对各自外交权限的宽泛解释,支持国会对总统大量而广泛的授权,一方面加速了从"国会政府"到"帝王总统"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所谓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世纪过去了,联邦最高法院又一次为保守理念所笼罩.历史性的分析也许可以有助于对今天最高法院的认识.     

新书架

<正>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牛军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本书是作者1990年代中期以来发表的20篇与冷战有关的论文的结集。全书将这些论文分为"冷战与中国外交""中苏关系""抗美援朝决策""地区问题""中美关系"五个专题,从而将各篇论文所做的案例研究有机地组合起来,试图为解释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的关系建立起一个合理的研究架构和分析模式。作者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60年之经线》一文作为代结语,勾勒了60年来中国外交的基本线索和架构,有助于读者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外交与冷战的关系。     

If only . . . .the ongoing search for method in counter‐insurgency

Armed Forces and Modern Counter‐Insurgency edited by Ian F.W. Beckett and John Pimlott Croom Helm, London, 1985. vi plus 232 pp. including maps, notes and index. £19,95.

Counter‐Insurgency in Rhodesia by J.K. Cilliers Croom Helm, London, 1985. 266 pp. 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bibliography and index. £16,95.     

美国对日本经济复兴政策的演变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推行全球冷战战略的必然结果.自杜鲁门政府起,在诸种因素的制约下,该政策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侧重点最初美国既支持日中有限贸易又主张帮助日本开拓东南亚市场;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仅强调东南亚地区的作用;及至杜鲁门执政的后期,则东南亚、西方市场二者并重;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首先重视东南亚,最后重点关注西方市场,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这充分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亦是战后美日特殊关系得以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