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革命创造法律体系——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一书的宗教法律史观

伯尔曼的名著《法律与革命》从宗教信仰与法律的关系出发 ,深入剖析了基督教教皇革命对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作用 ,以宗教信仰为总的出发点和基石 ,运用历史学考察方法 ,对包括法律史、宗教史、社会史等诸多领域的文本材料进行分析总结 ,通过探求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精神本质来为现代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 ,这一独特的视角使此书在西方法律史学界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我们去研究分析和借鉴     

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

西方法律传统是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没有基督教信仰就不会有西方法律信仰。而在缺失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凭借什么铸就人们对法律信仰的精神理念?选择什么路径完成人们从法律到信仰的精神朝圣之旅?本文认为,“权利”是从法律到信仰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从宗教信仰到法律信仰最根本的因子就是“权利”;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权利的法律即非良法;“权利”能够成为中国法律信仰的因子;没有权利信仰,就不会有法律信仰。     

从经济生产方式看中西法律文化差异的形成

古代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传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原因应该追溯到东方争西方最早的生产方式。西方历史上的工商业传统，一方面使得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发达，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西方个人权利本位主义和平等、自由观念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追求民主、法治的法律意识；而古代中国的农耕生产方式，不但无产生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律制度，而且催生了熟人社会及其独特的处世规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西方式的权利观念、个人争民主法治意识在中国的生成。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民族的生存方式孕育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铸就了民族法律文化的魂灵，而民族文化和民族法律文化形成了各异的民族性格。西方法律文化创造了西方制度文明，但其未必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借鉴、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虽然必要，但也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否则只会“南橘北枳”。几十年社会主义法制实践证明，刚硬、冷峻的法律实际上饱含人类的悲悯之情，法律的魂灵深深地根植于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失落的魂灵。社会主义法治才会真正实现。     

浅析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启示

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有利于我们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现代法制建构中的转化和借鉴西方法律文化中有益成分，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一定意义。     

自然地理环境视野下的中西法律传统——以地形、土壤与气候为中心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中西法律传统影响巨大。封闭地形造就了中华法系长期保守性、独特性以及宗法伦理和皇权政治的强大;开放地形则既促使西方法文化呈现断裂性、多变性与多元性特质,又促使西方民主法制传统的形成。肥沃土壤是中国传统民商事法律式微和刑事法律发达的成因;贫瘠土壤则反而促进了西方私法的发达。中国古代春秋决狱和务限法传统内生于大陆性季风气候;而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形成则与其温带海洋性气候有关。对自然地理环境在中西法律传统中所扮演角色的解读,既为认识中西法律传统之差异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又有利于建设合壁中西的现代中国法治。     

论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完善

宗教信仰自由的变革表现为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中国传统宗教观的正向价值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制度等。制定专门的《宗教法》或者《宗教信仰自由法》,提高宗教法律位阶,应确立政教分离原则,修改现有法律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条款,完善配套法规,建构和完善侵犯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法律责任体系。     

法与法律的关系之思考

西方法学史有三大学说对法与法律的关系加以阐述，形成各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争论焦点引发了后人的深思。本文由此提出三个问题：其一，是否有独立于法律之外的法？其二，“恶法”是不是法律？其三，如何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合法？     

宪政视野下的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凭什么优先？而且保留？

法律优先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是德国行政法学的特有概念,它们都以立法权在权力分立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为理论前提。这两项原则不仅不被其它主要的西方国家采纳,而且其本身经受着新的宪政要求的严重挑战。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人治文化 ,缺乏支撑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 ;西方法律文化蕴含深厚的法治根基。究其根源是由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差异所致     

法律权威论

本文着重论述了法律权威的含义,法律权威的形成和模式,法律权威在法治中的意义,以及怎样在中国树立法律权威的步骤。作者通过对东西方法律传统进行历史性的对比考察,发现由于东西方因为历史轨迹不同,其法律权威的模式也不一样。中国由于两千年专制制度等原因,决定了法律权威树立的艰难性。因此,人们应特别重视了解法律权威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它是中国实现法治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同时,要采取与中国国情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法律权威树立的目标,而最后达到法治的最后目的     

行政法变迁视野下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我国社会转型的深入,一种脱胎于传统行政法,但其内涵和外延均有别于传统行政法的新型行政法正在西方许多国家形成,而我国的行政法也卷入了这一浪潮。新型行政法浪潮所引发的后果是行政法律秩序的革新与重构,而这也宣告了传统行政法律秩序的破产以及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到来。     

论法律至上原则的构成要件

法律至上原则不仅是西方现代法治国家，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法律至上原则应准确全面地理解。法律至上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原则是法治时代的产物。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至上原则应有两层基本要义：第一，法律至上首先是法律所代表的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意志至上，换言之，人民权利至上，作为个体的公民神圣，是法律至上原则的内在品质要件；第二，至上其次是具象的法律规则至上，换言之，规则至上或说严格规则主义是法律至上的外在形式要件。     

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追溯

本文从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法律和法律行为背后的经济因素,并简要阐释了法律经济学,从而通过对十九世纪流行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分析,来解释法律行为概念的核心为什么是“意思表示”。因为只有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才能达到效用的最大化,才最符合经济利益原则。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法治建设——兼论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 ,中国加入WTO后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法治全球化是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法律表现 ,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和保证。当然在学习、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 ,应包括对它的选择与批判 ,应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吸纳和消化现代西方法律文明。WTO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它将从立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多方面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施以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论法的宗教性兼及法律信仰危机

法律制度是法的表层结构，而法的精神意蕴才是其核心。从法的宗教性入手，可以看到对西方自然法的神圣化及其宗教渊源和中国传统法的过分道德化的对比分析，当今中国法制建设正陷入的困境，即西方式的现代法律制度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法律信仰危机的根源。     

论法律的保守性

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保守性是法律的本性，除去政治上的原因，这是由于人行为预期的需要、形成并维持秩序稳定的需要以及确立和维持法律权威的需要。法律的保守性要求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传统和现状；修改法律时，以审慎的态度；适用法律时，严格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清醒认识法律的保守本性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     

儒学与21世纪中国法治

儒学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传统法文化是在中国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已成了民族的法文化。在21世纪中国迈向法治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中的许多观点并没有过时，我们将其与现代法治原则进行创造性的对接，就可能形成在一国两制格局下中国四地区不同法域都愿接受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法律文化。     

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互动——以电影《被告山杠爷》为例

法治化是当代中国对外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法治化的“法”并非土生土长的中国的“法”，它是中国打开国门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母体中，这种法必然会和中国的传统社会产生冲突，这是两种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法律必须以社会为基础，面对陌生的法律文化，中国传统社会应当如何应对？法律与社会之间又该怎样互动和博弈？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和当代国家极力推行的法律制度的内在张力来一一解答。     

宗教信仰自由在我国本土化的尝试和经验

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经历了从简单模仿到普遍确立、从政策调控为主到法律调控为主的变化。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本土化的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本土化的历程，这一过程融会了中国传统宽容的文化观，是宪法形式权利向公民实质权利变化过程的体现，最终形成当前法治背景上的权利义务统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