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稳定我国粮食生产的对策

自1984年农业特大丰收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始终处于徘徊状态。粮食丰收后却出现了仓容危机、运输危机、交换危机、农民弃农危机等,其结果是农民将投入避开农业,严重阻碍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吉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跟踪调查表明:农村部分农民对粮食生产已亮出“黄牌”警告,与1984年相比,有18.7%的农户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22.5%的农户不愿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7.4%的农户准备继续缩小粮食播种面积。这一现象说明农民厌农弃农的行为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另一方面,我国却存在着粮食短缺的危机,就目前     

国企改制:在热战中冷思考

当2004年即将逝去时,国有经济留给我们的不仅有中国某些垄断行业挺进世界 500 强的荣耀,也不仅有东北国有企业的改革曙光,一个更厚重的身影就是以“郎顾之争”为标志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这是一个至今都没有定论的大讨论,然而它却为我们敲响了国有资产保护的警钟,这是中国式经济转轨中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它把一个更厚重的思考留给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     

如何防治中国经济可能患上的“洋病”？

问题——最近,美国兰德公司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中国由于贫富差距、失业和“糟糕”的金融体系等问题,到2020年,将会变得非常穷。实际上,这是“中国崩溃论”的又一个变种。中国的快速发展尽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又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很大危机。因此,在我们没有必要为“中国崩溃论”恐慌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还面临许多挑战,中国经济是否有染上某些“洋病”的危险?诊断——白血病:拉美危机之症所谓“拉美危机”,是指在199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选择“外资主导型”开…     

伊盟国有企业改革的哲学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能否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失败,而且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与削弱。改革开放17年来,伊盟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提出了许多现实理论问题,如:怎样认识“十五大”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出售国有企业会不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以及会不会改变公有制的地位和性质?目前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今年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应解决好哪些问题?这些问题还困惑着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一些人的疑虑,笔者试从哲学上…     

购销市场放开后粮价会有大波动吗?

国务院决定今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积极稳妥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颁布施行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从事粮食收购的主体多元化了,市场秩序会不会乱?收购中会不会出现压级压价的情况,粮价会有大波动吗?怎样保障种粮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粮食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小南就读者关心的问题做了解答。     

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陆学艺在《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1978年至1984年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初步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初步解决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长期短缺的问题，并由此推动了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了生产力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革，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步伐，为中国的重新崛起奠定了物质和思想基础。但自1980年中期以后，因为农村第二步改革没有跟上，农村形势时晴时阴，变化不定。总结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经验，     

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自身结构调整、经济周期波动与国际金融危机的迭加。 内在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周期波动是主因，而国际金融危机则加剧了内在矛盾的调整，使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就应该立足于自身问题，顺应周期波动，加快结构调整，将重点放在“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上。     

中国经济：迎来浴火重生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自身结构调整、经济周期波动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叠加。内在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周期波动是主因，而国际金融危机则加剧了内在矛盾的调整，使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就应该立足于自身问题，顺应周期波动，加快结构调整，将重点放在“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上。     

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农”字出问题，与农有关的都成了问题，进而带出个“三农”问题。三个问题捆在一起，成了一个让人们感到极其头疼的问题，一个许多人都想解决但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新中国一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是先锋，农业成就最辉煌，农民是功臣，国家似乎比什么时候都重视三农问题。为什么如此重农，而三农问题却越发严重?     

农村土地改革不能突破三条底线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过程当中,"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迅速升级为"四农问题"(新加农民工问题),并已成为目前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三农(或四农)问题的改革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潜力又在何方?现有政策和制度对农业、农村(尤其是农地)、农民和农民工是否有利,城镇化是否会加剧农村的颓败化和空壳化?本刊编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一篇报告,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三农问题的改革决定,主要从城镇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等角度展开探讨,聚焦"城镇化与现代化下的三农问题"     

“农渔会风波“引爆台湾当局执政危机

“1123(即2002年11月 23日)与农共生,台湾 农渔民团结自救”大游行如期举行,岛内各县市13万农渔民集结台北,抗议台湾当局“藉改革基层金融之名行整肃农渔会之实”,呼唤社会重新思考台湾农渔业、农渔民与农渔会的关系,制定真正永续发展的农业金融政策,还弱势群体一个公道。     

国企改革出路不在民营化,而是社会化

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现代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一般的说法是民营化,但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史正富却认为,民营化解决不了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国企改革出路是社会化。他还分析了国企社会化,即把国家控制大企业的股本金转化为社会机构持有的股本金的基本路径。一是转变为社会资本。各大学、企业、社会保险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原来属于国家在企业股本金的机构,国家的股东就变成这些社会机构的股东。二是转为国家所有权的权益资本。除了划拨给社会之外,国家的资本也可以转为权益资本,就是未来在企业持有资本的…     

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农”字出问题,与农有关的都成了问题,进而带出个“三农”问题。三个问题捆在一起,成了一个让人们感到极其头疼的问题,一个许多人都想解决但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新中国一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是先锋,农业成就最辉煌,农民是功臣,国家似乎比什么时候都重视三农问题。为什么如此重农,而三农问题却越发严重?面对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新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和我们前进发展中遇到的复杂而纷乱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统筹城乡…     

农信社改革农民好处多多

历经50多年风风雨雨,农村信用合作社已拉开“脱胎换骨”式的改革试点大幕。那么,即将展开的信用社改革会给广大农民带来哪些福音?     

不卸包袱,何以远行?——和一位国有企业厂长的对话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重点,也是难点。究意难在哪儿?请您说说个人的真实想法。改革开放15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几乎年年都在讲,“药方”开得不算少,但效果却不明显。从目前的趋势看,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亏损额还有扩大的迹象,这就足以说明国有企业改革之“难”。“难”在哪儿?真是一言难尽。     

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充分认识解决“三农”问题的艰巨性我们党重视落实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三农”问题作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一直是党中央高度关注的问题。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下发了四个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在中央的重视和各方面的努力下,粮食连续几年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事业明显加强,“三农”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最新成果──评《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

农民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切的问题，在中国，显得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农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理论研究成果也不少，但对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的系统研究，与改革发展相比，还不够，迫切需要再研究，否则，将直接影响着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令人可喜的是，最近，我们看到了由费孝通、于光远、何康任顾问，马洪撰写总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贵定任编委会主任的《当代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丛书》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是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是一套中国农经学界一批老中青学者长期研究的成果，…     

改革:需要自己救自己

“抓大放小”成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最热的话题,也是企业改革的新举措。对于中小型企业怎么改?如何放?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宋养琰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了“市场化、民营化、资本化、股份化”的大思路。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走出自我圈子,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和发展空间?作者吕福新提出了《改革:需要自己救自己》的新思考。     

影响我国近中期发展的十大因素

(1)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2)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台湾问题、周边关系的发展都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3)金融体系蕴藏风险;(4)国有企业改革问题;(5)“三农”问题成为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6)要尽快建立能够覆盖困难群体     

新论摘编

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解放农民”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新中国历史上已有过两次“解放农民”，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一次“解放农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通过土地改革的方式，使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七亿亩土地，免除了７００亿斤粮食的地租，粮食产量１９５２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４５％，也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１８％。第二次“解放农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采取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制度中解放出来，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年，农业附加值增长５５．４％；农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