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狱政管理关系的构建

监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这个小社会的环境对于罪犯改造效果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狱警与罪犯之间以及罪犯相互之间的关系看似单纯,实则各种矛盾远比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由于罪犯思想的多元化、心理活动的隐蔽性以及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都使得狱中各种关系变得十分脆弱,冲突一触即发。因此,强调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抛开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必须构建和谐的狱政管理关系。只有削弱干警与罪犯之间的敌对关系,化解罪犯相互之间的冲突,培育罪犯的健康心理,才能避免狱内暴力事件,促使罪犯积极改造,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使其将来能融入社会并减少重新犯罪的可能。     

狱政管理运用德治思想的几点思考

在狱政管理中运用德治思想 ,既是监狱历史经验和工作实践的总结 ,也是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狱政管理中运用德治思想 ,必须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体系 ,把广大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点 ,还要处理好“依法治监”和“以德治监”的关系     

考察与论析：唐代狱政制度的史鉴价值

唐代狱政制度形成以礼法、宽仁和武威治狱等为主要内容的狱政思想,并付诸相应的监狱立法、执法管理实践。在监狱保安和戒护方面,创制“系囚”制度并置于狱政管理的首要位置;在犯人的生活待遇方面,融入“宽仁”思想,给囚犯宽缓的待遇;在狱情审察和监督方面,借录囚实行宽赦,定型“录囚”制度为基本法律制度;刑徒劳役方面,无终审系狱规定,以徒、流为主要劳役形式。     

狱政实务视野下的短刑犯问题

短刑犯问题本质上是面对部分原判刑期和余刑较短的犯人。监狱的各项管教规章制度难以发挥最佳效能而导致的问题,是现有监狱行刑制度与押犯形式相滞后的表现。本文从狱政实务的角度对短刑犯问题的若千方面进行了分析,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辩证,提出相应建议和对策。     

简述战国时期户籍制度的特点

战陶时期户籍制度普遍确立并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户籍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与什伍制度相结合,加强对百姓的控制;二、具有严格的等级性;三、是考核官吏的依据之一;四、具有基层社会治安职能。     

法家重刑思想浅析

重刑思想是法家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表现在厚赏重罚 ,刑多赏少 ;轻罪重刑 ,以刑去刑 ;不赦不宥 ,刑人必得 ;族刑连坐四个方面。造成法家重刑思想的原因 :一、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 ;二、法家的“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主张 ;三、法定法观念方面的偏差 ;从而得出法家重刑思想既有强调刑罚适用的普遍性、严肃性积极的一面 ,同时又有其过于夸大暴力强制作用 ;把法律理解为治民、防民之具 ;缺乏对他人的尊重以及极端功利主义等消极一面的结论     

法家重刑主义思想之反思

法家思想是披着法治外衣的专制思想,本质上是将法律作为统治工具,用严刑峻法来推动这种专制工具的运转,达到维护君主统治的目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和制度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在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谨防在法治的名义下行专制事实,治国不能用重典,刑罚的设置上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宽缓化。     

再说《韩非子》

一、《韩非子》对后世的影响(一 )古代版本的流传前人读古书 ,最讲求版本。因为古籍流传几千年 ,不但由于保存不良而经常使一些本子造成错简脱文 ,而且由于各人转抄和翻刻时的疏忽与臆改 ,也常常造成各种错误。这样 ,搜罗各种版本加以校勘与择取善本就成了阅读、研究古籍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 ,如果我们想要对《韩非子》作一些研究的话 ,也就首先要知道这部书的来龙去脉。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1 988年 1 0月版中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部分 ,认为《韩非子》以宋乾道年间的刻本为最古 ,原刻本已不存。明代的《韩非子》刻本较多 ,其…     

论刘师培的文体思想

刘师培以追本溯源的研究方法,明确各种文体的发展演变及风格特征,目的在于把握不同文体的写作规律。在刘师培的文体研究体系中,存在着鲜明的文体等级观,主要体现在他对骈文、戏曲和小说等文体的不同态度方面。刘师培将骈文视为正宗文体,同时对戏曲起源进行了学理性研究,对小说文体进行了否定性关注,充分彰显语言形式对于文体风格的重要意义,客观上展示了中国文体研究的近代转型历程。     

论中国传统礼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和而不同”的理念形成了中国古代“以礼治国”的政治实践,礼在严格规范社会等级的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竞争发展的机会。当下中国社会的追求是公平差异,其理论基础是承认所有公民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差异的形成必须以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为前提。礼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两种社会价值理想,在思想上有相通之处,即都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的原则。撇开等级制的不合理因素,传统礼治思想可以为当下中国应对因不公平的差异而产生的各类社会矛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初探

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中山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跻身几个万乘大国之间，同称王，共征伐，其顽强的生命力源头就在于战国时期中山国国都灵寿城商品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商业贸易往来增加；货币经济在城市中有了相当发展。     

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罪刑法定原则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在于保障人权,适用准则是禁止类推,它与“人治”根本相分离。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罪刑法定具有本质上的异质性,我国古代的罪刑法定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奉行专制体制和人治统治,罪刑法定原则欠缺生长的现实土壤,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罪刑法定思想不可能发展成为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能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三个代表”思想在治国理政上的重要体现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据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是“三个代表”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客观反映和重要体现。积极探索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途径是我党的一项长期任务。     

论黄宗羲的民主与“法治”思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伟大启蒙思想家。他反对君主专制,倡导民主与民治,强调从政治法律制度上解决社会治乱问题,主张人民有议政权和监督权,具有鲜明的民主与“法治”特色。黄宗羲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对后世乃至于今天都有重要影响与借鉴意义。     

略论民国时期河南地方的监狱建设

民国时期的监狱建设在继承了清末监狱改良的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也是河南近代监狱制度确立和发展的实质性阶段,其机构设置和制度运行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阶段既表现出相当的承继性,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     

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思考

对社会的严重危害使腐败本身具有犯罪性质,腐败犯罪主体高位化的趋势比较严重,因此,必须进一步规范惩治腐败犯罪之立法,加大刑罚适用的力度与幅度,完善惩治法人腐败犯罪的刑罚制度,加强监督立法,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毒品犯罪中诱惑侦查之刑事法治化探析

诱惑侦查的犯罪是在本来没有犯罪发生的情况下,由侦查机关“协助”实现的犯罪,在这里,立法者理性建构的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类型”化犯罪论体系与诱惑侦查下的这种“类型”外的犯罪在刑法自身和目的性运行上以及刑法的基本价值上就必然产生冲突;而且,与普通诉讼程序下的传统侦查方式不同,诱惑侦查一般是在“有罪的推定”(对某人有一定怀疑)下,所实施的犯罪前的侦查行为,其正当性受到置疑。刑事法治的建构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刑事法治精神下的统一体,诱惑侦查下的毒品犯罪的刑事法治化,应在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下进行。     

以“德政”为中心的西周初期预防犯罪思想考察

西周初期,中国上古时代的预防犯罪思想承前启后,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较之夏商两代有了新的发展。为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控制和预防民众的反抗,维护和加强王朝的统治,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集团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政主张,强调“德政”,这既是早期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中独具特色的创举,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预防犯罪思想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律、道德、信仰的整合--谈转型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经济转型期,法律道德信仰的整合在实施中存在着认识上未到位的问题,这使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形成程序上不规范、不严密,操作上难以掌握等困难.为完善综治工作,必须从法律、道德两方面进行调整,认识到其在转型的工作重点是进行改革完善,保证国家进入到动态稳定,良性发展.     

论诉讼欺诈之刑法调整

诉讼欺诈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以提供虚假陈述并伪造证据或串通证人提供伪证的方法,使裁判机关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从而使自己或与自己有关联的人从对方得到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诉讼欺诈罪,而诈骗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妨害清算罪等现行罪名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惩诫措施等均不能对诉讼欺诈进行完全调整。我国刑法应增立诉讼欺诈罪,以保护裁判机关的正常裁判活动和他人的财物所有权或财产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