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刑事庭审程序对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的借鉴价值——以“江歌案”庭审为分析样本

"江歌案"是近期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判的一起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其庭审过程展现了实质化庭审程序的基本特征,包括统摄全程的争点与证据整理程序、针对性极强的证据调查程序、独具特色的人证调查程序和焦点集中的辩论程序等。以日本刑事庭审程序改革的经验为参照,我国庭审实质化改革应着力于建构争点与证据整理程序(庭前会议制度与开场陈述程序相结合)、完善证据调查申请程序和人证调查程序、调整法庭辩论程序、取消最后陈述程序,从而使刑事庭审程序各环节前后呼应,始终紧紧围绕控辩争点进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保证庭审具有更强针对性、具有更高的效率。     

论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质证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质证是刑事庭审的中心环节。质证是控辩双方针对刑事庭审中所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辩驳的诉讼活动。由于当前侦查技术水平的限制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因此对证人证言的质证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质证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但由于立法过于原则,规定过于粗疏,导致庭审质证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完善我国证人证言质证制度。     

刑事自认：认罪之证明效力的教义学阐释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认罪事实的证明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认罪与同意简化庭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的重点从案件事实转换为认罪自愿性、法官确信认罪真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亟须理论阐释。供述和承认可以融合并概括为认罪，在认罚及其程序从简、量刑从宽后果的加持之下，供述和承认共同产生刑事自认的法律效果。刑事自认的实质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形成共识性的事实，进而达到共识性真实。自愿和明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认罪在内容、形式和效力上已经具有了刑事自认的属性。刑事自认可以产生事实及证据合意、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以及增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效果。     

刑事诉讼视域下DNA证据的审查与判断

对以DNA证据为代表的科学证据的有效审查判断是法庭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关键,然而,DNA证据的"科学"属性使这一任务陷入困境,证据审查流于形式,质证虚化均是其鲜明体现。从学理与实践不同层面予以分析则可开辟审查DNA证据的新路径。学理层面上对DNA证据的审查以考察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判例的演变以及大陆法系国家自由心证基础上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分析为基础,推出我国对DNA证据的审查应以证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及合法性为内容;司法实践中审查DNA证据则采取分阶段审查模式,具体指侦查阶段的成证审查、起诉阶段的书面审查以及审判阶段的实质审查,其目的在于改变庭审质证虚化及公、检、法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状态,体现庭审中心主义。     

刑事诉讼视域下DNA证据的审查与判断北大核心

对以DNA证据为代表的科学证据的有效审查判断是法庭科学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关键,然而,DNA证据的"科学"属性使这一任务陷入困境,证据审查流于形式,质证虚化均是其鲜明体现。从学理与实践不同层面予以分析则可开辟审查DNA证据的新路径。学理层面上对DNA证据的审查以考察英美法系国家证据规则、判例的演变以及大陆法系国家自由心证基础上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分析为基础,推出我国对DNA证据的审查应以证据的相关性、可靠性及合法性为内容;司法实践中审查DNA证据则采取分阶段审查模式,具体指侦查阶段的成证审查、起诉阶段的书面审查以及审判阶段的实质审查,其目的在于改变庭审质证虚化及公、检、法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状态,体现庭审中心主义。     

论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

刑事证据展示,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庭审前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证据的活动。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起诉方式由原来的全部卷宗移送式改为仅移送主要证据式。又因证据展示制度的缺失,无形中使得律师的阅卷权虚置。加之,律师在庭审举证、质证中的弱势地位,直接导致控辩失衡,使审判失去了公正的基础。因此,建立合理可行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实现审判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的必然要求。     

论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

刑事证据展示,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庭审前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证据的活动。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起诉方式由原来的全部卷宗移送式改为仅移送主要证据式。又因证据展示制度的缺失,无形中使得律师的阅卷权虚置。加之,律师在庭审举证、质证中的弱势的地位,直接导致控辩失衡,使审判失去了公正的基础。因此,建立合理可行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实现审判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的必然要求。     

困境与解锁:刑事庭审实质化中人证调查方式构思——以S省C省会市庭审实质化试点改革为视角

人证调查是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之关键所在。由于现阶段我国法律规定不够明确,人证不出庭成为庭审之一大弊害,直接言词原则往往被架空。试点改革之初,在诉讼体制尚未发生完全变革之下,同时也考虑到诉讼传统以及特殊历史条件,确立人证出庭作证和书面言词证据相结合的混合式人证调查方式,随着交叉询问、证据开示、法律援助等配套制度一以贯之。实现"事实认定在法庭",使庭审真正成为事实查明、证据认定、诉权保护、公正裁判的关键"场域"。     

庭审质证理论和实践初探

庭审质证是人民法院及时审结案件,保证案件质量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近年来,人民法院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强化改革意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推进审判方式的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以突出公开审判和强调当事人在庭审中的举证、质证作用为核心的庭审方式改革已得到司法界的认同。然而法学界对庭审质证理论的研究和司法界对庭审质证方法总结甚少,这不利于司法工作者统一认识,也不利于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笔者拟就此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庭审质证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没有将庭审质证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是允许当事人对作为定案依据的主要证据进行辩论和质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1年4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可见,新《民诉法》改进了民事诉讼制度,将庭审质证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的必经程序。笔者认为,庭审质证应当是指人民法院通过法庭审理方式组织诉讼参加人对同一事实所争执的     

庭审实质化改革下刑事辩护的问题与解读——以C市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增强辩护力量、增加庭审对抗性是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庭审实质化试点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刑事辩护进程,但却未得到实质性跨越,不仅改革之前的问题依然存在,还滋生了新问题。这与改革设计主体中律师缺位、改革路径下权利供给不足、律师培养方式与庭审实质化脱节、刑事法律援助的有效辩护条件未修复有关。改进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刑事辩护,短期内应完善控辩审三方主体设计机制,加强律师出庭技能培训,中远期层面则要改革法律职业培养方式,延伸律师权利保障阶段,提高法律援助的质和量。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正当性基础与实务运作

大数据技术对提高刑事公诉办案质量和效率具有重大意义。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具有诉讼程序效率化,证据标准统一化,庭审审判实质化和定罪量刑精准化的正当性基础。大数据时代的刑事公诉工作创新应遵循诉讼规律与法治原则,明确科技手段辅助性原则以及确保正当程序支撑的原则。在实务运作方面,刑事公诉工作应主要立足于审查起诉和庭审两个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要以构建审查起诉综合数据平台为依托,庭审阶段要以着力构建庭审指控一体化平台为保障,通过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刑事公诉工作的深度融合实现标准化建设,打造智慧公诉模式。     

论我国非法口供的排除

非法口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关键因素,但是"毒树"应开正义之花。两高司法解释不一致为实务带来一定的困扰。当前,立法和刑事政策导向、实证典例、域外参考、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都阐明了排除非法口供的必要性。排除非法口供之路径,可从保障律师参与、完善口供证据审查体系、落实不得自证其罪和无罪推定原则、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明确范畴等方面予以研究。     

刑事庭审证据出示的内在逻辑——以公诉人举证为视角

我国的庭审模式是"审问制",公诉人是庭审证据出示的核心。公诉人通过科学化、效能化的证据出示查明犯罪事实、指控犯罪。构建符合司法规律的庭审证据出示模式,可从效能化的证据出示切入,从线性模块化的证据出示和球形模块化的证据出示探究刑事庭审证据出示的内在逻辑。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量刑程序完善研究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本质要求,实现庭审实质化必须完善量刑程序。我国量刑程序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法律思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裁决具有较大影响力、未充分体现刑事辩护的价值等问题。需要将定罪量刑程序予以有效区分,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确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拓宽量刑信息收集的渠道、用证据增强说明力,吸收被害人对量刑过程的参与、尽可能还原案件真相才能切实改变庭审虚化现象以期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     

公诉人举证责任初探

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增加了诉讼的抗辩性,加重了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本文就公诉人如何做好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及综合论证工作进行了探究。     

公诉人举证责任初探

刑事庭审方式改革，增加了诉讼的抗辩性，加重了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责任。本文就公诉人如何做好庭审中的举证、质证及综合论证工作进行了探究。     

论侦查取证质量的提高途径 ——基于取证之实体层面的分析

为满足实质化庭审的质证需要,确保刑事证据证明力,应基于取证之实体层面的分析,以证据全面性要求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为指引,探赜侦查取证质量的提高途径。在证据全面性要求指引下,以刑事案件的结构要素为标签,分别收集相关证据;重视在现场勘查中收集包括"状况证据"和微量物证在内的实物证据,并做好证据保管链有关工作。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指引下,首先,对侦查取证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进行祛魅,避免因片面理解该标准导致"牵强取证";其次,以"溯因推理"为基础,提供构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侦查证据体系的操作步骤;再次,要正确分析和处理构建侦查证据体系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矛盾;最后,需界分"排除合理怀疑"与"排除一切怀疑",使侦查证据体系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获得超越"印证困境"之可能。     

浅淡民事诉讼中的质证

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庭审方式的改革是重点。在庭审中,举证,质证、认证则是关键环节。当前理论界对质证的研究多限于刑事领域,对民事诉讼中质证的研究相对来说是一个薄弱环节。 一、关于民事诉讼中质证的内涵界定 对于何为质证,目前学术界认识不统一,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认为质证是审查和核实证人证言的一种方式;二,认为质证就是对质;三,将质证理解为质询、查证;四,认为从广义上讲,质证就     

国际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出示和质证规则

特设刑庭的对抗式诉讼特征集中体现在庭审阶段的证据出示和质证规则上．控辩双方一般应严格遵守这一规则。然而，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没有明确规定证据出示和质证规则，只是规定诉讼的进行由审判长指示。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庭审证据调查将呈现何种面貌还有待在具体案件中进一步观察。     

也谈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与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审判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对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而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应用最广泛的证据，在新的庭审方式中，强调适用直接言词原则，更重视证人的出庭作证。但自今年新的庭审方式正式开始运作以来，证人出庭作证的仅占极少数，宣读证人证言代替了证人出庭作证，而庭审中大量采用书面形式的证人证言，必然使得证人证言应当当庭质证并查实的法律要求表同虚设。大量司法实践说明，证人出庭作证问题是新的庭审方式中较为敏感也较难解决的问题。那么，导致证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