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与反贫困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回顾了中国妇女贫困和反贫困状况、中国政府在反贫困中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妇女扶贫的贡献,力求用性别视角分析妇女贫困问题、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行动,提出从收入贫困、时间贫困和资产贫困角度来综合分析妇女贫困问题的框架。     

后脱贫攻坚时代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现行的反贫困制度体制需要重新审视、创新发展。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实现反贫困事业向纵深发展。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反贫困事业与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统筹兼顾与一体化,整体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差距;第二个层面是现行反贫困具体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现行扶贫开发相关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转向,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个层面是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层面的反贫困制度的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反贫困大业。     

《资本论》反贫困理论对新时代中国扶贫工作实践的启示

《资本论》反贫困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前提、制度根源、技术基础、发展趋势以及消除贫困的路径进行了全面深刻阐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创造性地走出了中国特色扶贫之路,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乡村振兴工作,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需要发...     

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

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中去认识该悖论的产生原理,是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学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贫困史视野来看,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从个体文明与地方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从前现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等因素作用下,反贫困从穷人道德的污名化取向转向社会经济问题治理取向;“国家”逐步取代宗教慈善以及家庭、社区、行会等,承担起反贫困全球化的主要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福利模式。进入当代世界,尽管反结构性贫困成为全球共识,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目标,反而沦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深刻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及反贫困实践依据,认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念、经验与模式,有助于真正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农村贫困治理目标重塑与政府能力建构:困境与出路

进入21世纪后,基于我国深入推进农村反贫困的现实需要,适应国际反贫困发展的新趋势,我国政府对农村贫困治理目标进行了重塑和优化,具体体现在贫困治理目标的内容、效能及人群三个维度上,从而对政府贫困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建构要求。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根据上述目标进行了一定的建构和提升贫困治理能力的尝试,但现实中还面临着制度保障、财政支持、专业化及整合化治理贫困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走出上述困境的基本路径是,提升政府法制化治理贫困的能力,形成新型贫困者参与治理贫困策略,系统地建构和提升政府以资源整合治理贫困的能力。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反贫困路径选择辨析——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面临的反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探讨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反贫困进程中各种反贫困路径选择所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经验提出初步建议,以期能为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选择提供一种符合实际的参考。     

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探索与启示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相生相息的共性问题。在中国,随着经济迅速转轨和社会急遽转型,贫困问题也日益显现,并且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随着贫困问题的产生,反贫困也就成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政策和实践也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面对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反贫困战略,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者自助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总体框架。在这总体框架下,从各级政府到各行各业,从社区组织到社会成员.都为实施反贫困战略积极地探索,为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基于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思考

经过数十年的反贫困实践,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反贫困成果的同时进入了综合反贫困阶段。新时期反贫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应具备创新性和系统性。因此,必须创新反贫困治理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创新主要包括:反贫困治理结构主体的创新,即建立包括政府、第三部门、贫困群体在内的多中心贫困治理主体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制度的创新,即通过正式制度(法典、专门法和政策)的供给与非正式制度(软法)的培育和运用,优化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行;反贫困治理结构管理运行的创新,即多中心反贫困网络中的多层治理、协同治理和自主治理。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妇女贫困问题研究

民族和性别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权利之一,关注少数民族妇女贫困问题是实现民族和性别平等的基本要求。少数民族妇女贫困问题叠加了民资妇女和贫困概念,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产生缘由减贫机制。本文论述了少数民族妇女多维度视角下的贫困,从国家和相关部门整体的扶贫规划和实践出发,评价了2000年以来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贫困区域的扶贫政策,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和措施中的贫困问题进行了评述和对策性研究。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多学科审视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涉及诸多影响因素,需要有一个正确、科学、全面的认识。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审视我国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社会学来看,公务员养老保险问题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可以从社会转型、社会流动、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等视角认识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经济学来看,公务员养老保险问题不仅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可以从福利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审视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从政治学来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结合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我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家性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从公共管理学来看,公务员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应该随着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完善。     

论新疆生态移民的反贫困作用

贫困是反贫困问题提出的前提和基础,反贫困是减贫、缓贫、消贫的措施与对策,反贫困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贫困问题的出现。生态移民的反贫困是我国农牧区反贫困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反贫困理论和观念创新的客观要求,生态移民反贫困的效果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绩效。     

20世纪40年代金圆券发行失败的原因探析——基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视角

中国在1948年的历史情况贴合制度被锁定在无效率路径中的特点:个人专制、政府衰弱以及财政恶化;通货膨胀的政策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使得金圆券改革落入路径依赖。从经济学上来看,用货币改革去抑制通货膨胀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国民政府的个人专制统治之下,面对恶性通货膨胀,不顾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不经过民主程序,单凭领袖个人意志决定的货币政策最终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也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作了最好的注脚。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成效和主要经验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先后经历救济式反贫困(1949—1978年)、体制变革助力反贫困(1978—1985年)、开发式反贫困(1986—1992年)、攻坚式反贫困(1993—2000年)、造血式反贫困(2001—2011年)和精准式反贫困(2012年—至今)等6个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着力凝聚共识形成反贫困合力、着力完善反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着力与时俱进制定精准反贫困策略、着力推进党建与贫困治理互促共赢、着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着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统筹衔接是我国反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宝贵经验。     

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农村反贫困系统

从结构功能主义系统观的视角观察,在我国农村贫困问题呈现新特点的条件下,现有反贫困系统存在着目标设定不合理、获取资源的能力不足、整合水平不高和维模功能失调4个方面的不足。为适应变化了的农村贫困形势,反贫困系统必须进行自我调适,其重点应是以促进农民群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为目的、以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突破口、以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及培育农村自治力量为重要手段、以完善法治体系为保障,促使农村反贫困系统取得长期、可持续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及未来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以百折不挠、历经万苦而不改其志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反贫困的伟大篇章。在路径上经历了从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历史演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之路。7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党作为反贫困事业的领导核心,以人民为主体,保持扶贫政策的与时俱进和灵活性,坚持扶贫目标定位的渐进性和工作的全面性,在消除贫困之路上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逻辑理路,系统梳理我国70年来反贫困事业的演进脉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扶贫绩效等方面展望未来,这对顺利完成后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工作,指引新阶段我国反贫困事业的未来发展,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基于历史、比较与发展的分析方法探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的政党间协商合作的有效模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的关键时期,需要坚持对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自信,用正确的认知方法去全面理解当前我国所选择并坚持的政党制度。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从横向的比较视野来看,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无论从内涵、特征还是功用来看,都具有因地制宜的独特性;从未来的发展视角,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存在着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路径空间。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演论

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概念是为解决西方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困问题而产生的。社会政策是在制度的层面制定反贫困的战略和策略,并通过具体的计划和项目使之可操作化;而社会工作则站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将社会政策转化为社会行动,将政策具体贯彻落实到每一个社区和个人身上。本文从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的国际经验,探讨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以促成我国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达成良好融合。     

法治视野下的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跨部门协同从本质上来说是高度依赖纵向权威的"人治"协同,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法治化要素缺失。当前,我国依靠领导权威协同的模式不仅面临着公平公正缺失、协同不稳定等风险,而且从长期来看制约着我国的协同机制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探索中国政府的跨部门协同法治化路径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部门职责权限,以精细化的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建立整体性的法律制度协调机制。     

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制度社会学思考

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将农村大部分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贫困问题可以忽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阶段尤其要处理好贫富差距问题,从政治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巩固工农联盟的执政基础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从制度社会学视角下分析农村反贫困的对策和路径,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     

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选择

城镇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变传统城镇化治理的＂政策之治＂为新型城镇化治理的＂制度之治＂。从碎片化改革到整体性制度创新是其理性路径选择。文章提出,通过制定和执行城镇化战略规划、加强与城镇化相关领域的重点制度改革、完善城镇化的制度监管体系等措施,跨越运动式城镇化陷阱,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制度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