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

国际战争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深化对其合法性的认识和考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是国际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对国际战争权力和行为的自愿赞同与认可。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协商赞同是形成国际战争合法性的三大源泉基础。而通过对国际战争合法性基础权力特性表现的分析,可将国际战争合法性程度划分为合法性充足、欠足、缺乏和丧失四个等级。     

论国际安全机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国际安全机制是“关于特定国际安全领域,为达成某一共同的安全目标而建立的,容许国家相信其他国家将予以回报,而在它的行为上保持克制的那些原则、规则和标准。这一概念不仅指便于合作的标准和期望,而且指一种超出短期自我利益追逐的合作形式”①。     

试论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

有关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争论由来已久,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即卢旺达局势是否构成对国际和平的威胁;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设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际刑事审判是否侵犯了卢旺达国家主权.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庭认为,只有安理会才能决定对和平的威胁是否存在,以及何时不复存在,故安理会关于1994年卢旺达局势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的认定是合法的;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安理会有权决定设立国际刑事法庭,审判国际犯罪,维护世界和平;由于卢旺达提出了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动议,按照"不得自食其言"原则,卢旺达政府的反对不能对抗安理会决议.所以,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是合法的.     

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政治

3月20日美国和英国不顾席卷全球的反战浪潮,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绕开联合国,悍然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为此布什总统发表讲话宣称:“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解除伊拉克的武装、解放这     

中东民族主义：政治合法性基础与危机

中东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源自4个方面首先,反帝反殖的历史使命是其基本的政治资源;其次,源自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为它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第三,伊斯兰教为其提供了传统文化底蕴;第四,领袖者个人魅力构成它的独特成份。然而,到70年代以后,中东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危机日益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领袖魅力与政治制度化的矛盾;革命与国家建设的二律背反;来自伊斯兰的挑战。作者认为,尽管以强调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的国家民族主义在中东还很不成熟,但它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论苏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

从总体上看,苏共拥有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制度规章、统治的有效性和领袖魅力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合法性资源都曾经为巩固苏共的执政地位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曾经拥有,并不等于永远拥有。事实上,要想保持苏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保持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以源源不断地获得执政的合法性。然而,在苏共执政过程中,它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能力却逐渐下降乃至最终丧失了,这成为苏共败亡的根源。     

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国际地位

自2003年3月23日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迄今已历四年。四年来,美国软硬实力、内政外交因为这场战争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国际战略形势又随之出现了哪些变迁?对中国而言,加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将持续?伊拉克战争本身又带来哪些启示?围绕这些问题,《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举办了“伊拉克战争四周年国际战略形势”专题研讨会,邀请一些知名国际问题专家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期对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些问题有所裨益。     

国际战争赔款的惯例和实例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鉴于在侵略战争、殖民地统治中的被害事实,受害者除有权要求加害者赔礼道歉外,还可要求从经济上对其进行经济赔偿,战后50年来,德国一直探讨并实施对纳粹时期的受害者进行赔偿。今天,许多亚洲国家也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因此,了解现代史上的国际战争赔偿就显得十分重要。     

太空战争:国际安全的新视角

随着军事航天技术迅速发展,太空军事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太空军事化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导弹和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和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较量。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而且相互交错,构成了未来发生"太空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斗争就已开始,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美苏展开了旨在"确保相互摧毁"的以洲际核弹道导弹为中心的军备竞赛。为了应对进攻性洲际弹道核导弹的发展,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继开始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导弹与反导弹系统的矛盾较量从冷战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7年"萨德"入韩在相关大国间引起激烈争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苏迅速开始研制和发射军事卫星,卫星与反卫星武器的矛盾斗争也随之开始。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的军事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这场战争被称为"最初的太空战争"。太空是在新科技革命强力驱动下发生深刻变化的国际安全战略新空间、新领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乎国家安全顶层设计的太空军事战略课题。     

伊拉克战争牵动国际格局调整

2007年5月1日是美国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四周年.四年多来天下并未太平,国际战略格局呈现以下新特点:     

从战争到战争:论一战对二战的影响

本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本质中的共同点为基础展开讨论。这两场战争都是大规模的工业化战争,均历经过度的、失控的暴力、死亡和破坏。它们不仅见证了包括新技术和强大武器在内的军事方法和战争手段的发展,也见证了全面的扩张,或者说是战争向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越界(Entgrenzung)。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扩张或者侵略的概念已经延伸并超越总体战的概念范畴。如果忽略德国记忆的存在和对大战争的解读,只谈第二次战争是绝对不全面的,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社会目睹了——一代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异化,即一战逐渐失去了在记忆中的重要位置。随后的世界大战用大规模屠杀、破碎的档案和巨大的破坏强化了该进程。更多的受害者,特别是平民百姓的死难,对六百万欧洲犹太人的谋杀使这场规模宏大的暴力的越界达到了巅峰,这一切都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的序曲。     

回溯性求偿与国际战争的诱发

既有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认为围绕战争的预期效用计算主导着国家冲突行为的选择。将沉没成本和各类既往互动经历纳入效用计算在上述理论路径下被视为非理性行为。这种理论偏见限制了理性主义战争成因理论的解释力。事实上,对于物质和时间沉没成本的关注导致了国家行为体互动时呈现极端的相对收益敏感。为规避特定一方的相对物质收益或时间优势过度累积而使冲突双方实力失衡,自认为处于损失框架下的国家不时地采取无法被对方所接受的回溯性求偿行为,进而使冲突双方的和解方案交集被极大限缩;加之求偿国与被求偿国判断对方所持决策框架时产生的认知落差,冲突双方的风险承担意愿随之增加,同时双方也高估对方的敌意而低估对方的冲突决心,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因而增加。2022年的乌克兰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动员竞赛可以分别论证两类典型的回溯性求偿行为——围绕物质利益争夺展开的受害者—加害者战略互动和为争夺时间优势而被迫采取的后发先至策略——对国际战争的诱发性影响。     

科索沃战争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历时78天,已经结束。这场战争是首次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它对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发展虽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仍没从根本上改变大国关系的格局和总的世界发展进程。一、科索沃战争并非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美国的精心战略安排美国领导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决非孤立、偶然事件,而是它全球战略棋局中的重要一着。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按其领导人和一些战略家的说法,就是利用最近15年它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处于颠峰状态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巩固其…     

国际社会的发育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确立

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指民族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是非判断”和“行为准则”, 它 的确立与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 国际社会经历了孕育 与初生期(1789 ～ 1918年)、幼儿期(1919 ～ 1945年), 少年期(1945年后)。国际社会核心价值观 起源于《国际联盟盟约》, 基本成型于《联合国宪章》, 其理论基础是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 哲学基 底是自由主义的自然权利论和社会契约论。当前, 《联合国宪章》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的原初制 订者———美国不时有意“违宪”, 这反映出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念在美国的衰落。另外, 宪章的“国 家主义”色彩非常浓厚, 而对国家内部和全球化时代的公民安全关心不够, 因此有调适的必要。     

论黎莫战争与莫朝的灭亡

莫朝是推翻黎朝统治后而在越南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 ,莫朝与黎朝的战争实指打着恢复黎朝旗号的阮氏与郑氏封建集团同莫朝之间的战争 ,历时60余年 ,莫朝最终灭亡。黎莫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以后越南200多年南北纷争的序幕 ,但莫朝作为一个一度统一越南并在越南历史上颇有建树的一个王朝 ,很快走向灭亡 ,其原因值得后人总结。本文主要根据越方史料加以论述 ,不当之处请予以指正。一、黎朝中兴(1529～1545年)阮淦自1529年(明德3年)逃奔哀牢后 ,在哀牢国王支持下 ,势力发展很快。黎朝旧臣纷纷归顺 ,黎意兵败后 ,其部下大多归附阮淦。阮淦也认识到要…     

论国际法在战争中的运用

从历史的教训中, 可以认识国际法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意义。以国际法为核心 的法律战, 对于战时国家安全具有心战、人道、政治和军事价值。国际法是制约战争和武装冲突、维 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安全的一个重要武器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社会及拉美的影响

一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影响 早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国际社会就对这场战争的后果非常担忧。以法国为代表的国际反战阵线就是这种担忧积累的直接表现。随着战争的一步一步推进,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影响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总体来说,这场战争对作战双方产生     

伊拉克战争与俄美国际战略冲突

对于伊拉克战争 ,俄罗斯外交反应经历了强硬—缓和—再强硬的过程。强硬是其反应的基调 ,当前俄美之间的斗争已转向伊拉克战后安排问题。巨大的经济损失、对外经济战略的失败和俄美之间国际战略的严重冲突 ,决定了俄罗斯外交的基本立场 ,对形势判断有误也是导致俄罗斯激烈反应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就全局而言 ,今后俄美之间还必须寻求妥协与合作 ,但由于国际战略利益的冲突 ,两国之间的共同点在减少 ,分歧在增加 ,两国间的斗争将长期继续下去。在短期内 ,俄罗斯的国际战略环境将趋于恶化 ,俄罗斯外交正进入较困难的时期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再论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缺失的政治后果

在苏共执政过程中，由于其存有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导致合法性意识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这给苏联的政治实践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政治妥协、政治协调的缺位与政治信息传递系统的扭曲；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并成为超越于法律、道德规范之外的政治力量；国家“文化和智力的贫困”；民众的政治冷漠等。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