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的困境与出路

法治文化的内容可分为实体法治文化与程序法治文化。中国法治文化的困境表现为法治文化与人治文化的冲突、法治文化与法律制度的冲突、程序法治文化与实体法治文化的冲突，进而从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寻找出路。     

陕西省基层法治文化建设调查与思考

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相对应的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形态。一个法治国家乃至法治社会的形成,依赖于全体公民厚重的法治思想和牢靠的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法治之魂,法治之脉,是法治中国建设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进一步深化法治文化建设应注重挖掘、培育地方独具特色的法治精神;清醒认识法治文化建设的延续性和长期性,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全民参与性和生活化需求。     

论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领导干部法治信仰的培育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领导干部树立坚定的法治信仰。现阶段,由于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领导干部自身的法治信仰水平无法满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需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应着力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信仰水平,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就需要加强法治教育,丰富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储备,夯实法治信仰的基础;根治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为法治信仰奠定观念基础;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为培育法治信仰构建制度保障;发挥法治仪式作用,树立宪法权威;灵活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培育领导干部法治信仰提供技术支撑。     

人治、法治和仁治的关系——基于孔子的政治思想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人治、法治和仁治是三个重要而又有区别的概念。虽然在形式上,它们都属于思想核心的"仁"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外化,但是在逻辑上,三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人治与法治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将人治寓于法治之中;另一方面,人治、法治都只是实现大同社会的仁治的一种途径和手段。因此,仁治是法治和人治的最终归宿。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人治德治礼治法治考论

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初重视人治和德治,后来有了礼治和法治,传统治理方式是人治、德治、礼治和法治四种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德治、礼治和法治是人治的三种主要方式。在这三种方式之中,德治是根本,礼治是为了实现德治,而法治则是礼治的补充和保障。传统治理方式从作为人治的德治,逐渐走向了作为人治的非德治(礼治)。导致这种境况的根源则在于人治,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治理方式,必须变"人治"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贯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于"法治"的"法治"和"德治"的良性互动。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法律教育与法治文明

当前中国处于最深刻、最艰难的文明转型期,只有法哲学文化才能促进中国文明从传统的人治走向法治。这意味着法律教育必须正视自己在人治传统下形成的弊端,采取科学措施促进法哲学文化的繁荣,以积极姿态推动中国文明走向法治。     

传统法制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价值影响——也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作为治国方略 ,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人治—法治—德法结合 ,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被法制现代化传承的过程 ,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对促进社会进步 ,使中华民族复兴 ,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法制现代化历史性、创新性转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

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历史碰撞与理论交锋延绵千年。在中华文化中,人治论占据统治地位;在西方传统中,法治论构成主导理论。人治可能表现为德治、君主专制、宗教专制三种治理模式;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     

中国法文化四阶段分析

中国社会法文化整体上包括四种形态,即刑法文化、民法文化、法哲学文化和宪法文化。它们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并依次发展,称其为中国法文化四阶段更能从时间上反映中国社会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进程。目前,中国社会处于民法文化向法哲学文化转化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现代化是这一阶段的现实任务,中国公众权利价值观的确立是法哲学文化阶段的根本目标。法哲学文化阶段现实任务和根本目标的基本成就将使中国社会进入宪法文化阶段,宪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将标志着中国社会法治文明的到来!     

谈谈我国当前法治与人治的交锋

当前我国在全面推崇依法治国 ,一方面法治的观念在扎根 ,另一方面人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于是法治与人治的交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法治的进程不会因此而滞留不前 ,它作为一种历史的潮流最终势必取代人治。而我国在法治的进程中需要作出许多的努力 ,包括外部环境的优化和内涵建设的加强。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源

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 ,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属于人治文化 ,缺乏支撑法治的法律文化传统 ;西方法律文化蕴含深厚的法治根基。究其根源是由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差异所致     

浅析法治理论的历史进程

一、法治的学理沿革。所谓法治,是指由统治者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治理国政,管理社会。法治与人治是古往今来的法学家不可回避的问题,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得到深化。远在希腊不少思想家都开始强调守法的重要性,柏拉图在其晚年的法学专著《法律篇》中改变人治的主张,重点强调遵守法律的重要性,强调官吏必须服从法律,认为统治者应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法律,而且法律要其权威至高无上,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     

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的思考

法治思维是执政者治理现代社会的基本思维,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既是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护群众利益的必然要求,还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当前,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存在着法治理念不足、法治思维能力不强、法治文化缺失,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人治思维根深蒂固、监督规范形同虚设、违法利益使然。提升成都基层干部法治思维要形成科学的法治思维理念,提升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考核依法履职水平,改善法治环境,强化监督指导,规范治理行为。     

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启发公民民主自觉,营造民主法制环境,这是中国加强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需要。文章从公民教育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出发,进而提出如何通过公民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文明协调发展。     

论公安机关法治思维的培养

法治思维是一种与人治思维相对立的、以法治视阈认识事物、处理事务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其本质在于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特征的法的精神。当前强调公安机关法治思维的培养,既体现了依法治国方略更为具体直接的指导意义,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实践中调整思路积极寻求路径培养。     

当代中国尚法理念缺失的文化分析——兼论大学生尚法理念培育的意义

我国尚法理念缺失根源在于农业文明的人治文化模式,当法律难以直接成为信仰的对象时,则必须通过现实社会主体以理性自觉塑造出尚法理念。大学生尚法理念的培育有利于打破这样一种二律悖反:缺乏法治文化模式难以塑造具有尚法理念的法人格体,不具有尚法理念的法人格体难以生成法治文化模式。     

论当代中国监狱文化的冲突与转型

监狱文化的冲突与转型蕴涵于监狱文化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进程的必然性之中,中国监狱文化中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人治与法治的冲突、本土与外来的冲突。抓住了这些矛盾的根源,就可以理性地促成当代中国监狱文化对人治文化的舍弃和对法治文化的推崇、对政治文化的改进和对知识文化的膜拜、对农本文化的超载和对都市文化的追求、对复合型结构文化的解构和对单一型结构文化的重塑,从而正确把握新时代监狱文化科学发展的改革路向。     

法治主义与管理现代化问题探析

传统中国社会之政治管理与经济管理建基于人治文化之上。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但迄今为止,管理科学在实践上多被视作为一种技术科学,因而与法治文明很难确立起有效的现实联系。全球化在即、后现代化来临,随着中国“入世”,未来阶段我国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以及国家安全职能管理均当建主在全方位的宪政与法治文明历史基石之上。     

邓小平法治观的时代价值

邓小平的法治观形成于中国社会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时期,它不仅极大推动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而且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状况的现在和未来,准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的法治观不仅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