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究竟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欧洲福利国家一直在反思该问题。通过选取ISSP"社会不平等"数据中的典型国家——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进行研究,论文发现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中达成共识,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尽管如此,公民对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态度仍然表现出差异性。论文发现福利体制并不是解释公民福利态度的唯一影响因素,个人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对社会公平现状的判断也同样对福利态度有影响,而且影响的大小和方向根据不同的福利问题表现出差异性。由于福利态度被视为影响社会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讨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了解民意,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共识与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

论文基于ISSP2009社会不平等模块的调查数据,通过选取美国、德国、瑞典、韩国四个典型福利国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探讨了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共识。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出发点是保障福利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政府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能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提供方向参考。     

关于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路径探讨——以银川市福利机构为例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社会福利社会化依然困境重重,一些民办福利机构只是在勉强度日,甚至在困境中消失。本文认为促进社会福利社会化不但需要从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上积极培育民间组织、培养企业和公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也要借鉴学习西方国家的＂购买服务＂经验。     

住房保障的财政成本承担：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尽管我国住房保障政策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但由于缺乏常规和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明确的中央与地方政策在住房保障中的财政成本承担责任，目前住房保障政篡的执行效率与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低收入群体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论文从福利政策理论和住房保障特点的角度出发，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住房保障财政成本上所承担的责任进行阐释，并借鉴了美国的经验。研究认为，住房保障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根据公共财政理论，住房保障成本应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但同时，住房保障的公共品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也应在住房保障中分担部分成本，并负责具体的保障实施工作。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制约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这意味着将住房保障的主要支出责任从地方政府逐步转移至中央政府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专栏导语:福利态度:福利国家政治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正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公共争议的重要议题。适度而周全的社会福利,对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现代政府都必须具备福利和再分配功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大多都形成了关于政府福利责任和福利功能的共识,进而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发展。不过,福利国家的发展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遭遇危机,战后福利共识瓦解,但由此也催生了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研究的新领域:福利态度调查     

政策的肌肤: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及其本土意义

态度与政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政策设计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政府的责任,是福利态度研究的基本内容,但内地学界的相关讨论较少。论文基于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前沿,回顾并重新界定了概念,勾勒出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发现:福利态度的分析维度具有多重性与动态性,福利态度差异可以采用福利体制与福利文化的双重解释路径,据此提出了研究的本土意义,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与专业的参照坐标,也为学术对话提供了知识基础。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研究

论文介绍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源起和制度设计及其诞生以来经历的诸项改革,并分析了该制度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主要发展趋势。根据西方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论文分析性地探索了福利五角中的国家、市场、家庭、社会网络和非营利取向的社会福利组织在德国如何相互混合并协同完成长期照护这一福利目标。论文进一步指出了具有社会工作和社会服务性质的长期照护制度不同于其他社会保险险种而具有自身的制度独特性,这使得单一的福利国家视角已无法解释和涵盖照护保险领域里的实际发展,而混合型态的福利多元主义则有助于理论解释长期照护保险的制度设计。此外,论文还介绍了德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对构建中国特色的长期照护制度的启示。     

性别福利体制的研究述评

性别福利体制是福利国家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回顾性别福利体制并检视其性别平等效益,通过分析性别福利体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逻辑起点、概念工具、操作化指标、模式划分及其对应的解释力和缺陷,比较不同性别福利体制背后的政策假设、政策目标及其所欲形塑的家计承担模式、所能达成的性别平等效果。论文希望通过评析国外性别福利体制的发展及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性别维度和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     

性别福利体制的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

性别福利体制是福利国家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回顾性别福利体制并检视其性别平等效益,通过分析性别福利体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逻辑起点、概念工具、操作化指标、模式划分及其对应的解释力和缺陷,比较不同性别福利体制背后的政策假设、政策目标及其所欲形塑的家计承担模式、所能达成的性别平等效果。论文希望通过评析国外性别福利体制的发展及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性别维度和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     

安得广厦千万间

从理论上分析,拥有适当的住房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之一,与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保障一样,也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基本住房权是政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论国家义务的理论渊源:福利国理论

社会福利的功能在于协助民众及家庭获得日常生活所需,支持个体挖掘潜能,实现个体自主独立、奉献人生,从而令民众过上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现代自由主义是福利国理论构建国家义务的理论基础;权利资格是福利国理论构建国家义务的内在诱因;国家任务的增长是福利国理论构建国家义务的外在动力.福利供给是保障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制度,福利理念已深人现代公民思想,福利体制应当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得到重构.     

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社会福利权的实现?——基于贫困治理的实证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政府改善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应用如何影响公民社会福利权尤其值得关注。论文以信息技术在G省贫困治理中的应用为例,剖析信息技术应用影响社会福利权实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应保未保"问题,造成贫困群体社会福利权的旁落。在个体层面,迫使贫困群体不得不在社会福利权和个人隐私权之间做出选择;在技术层面,遭遇"数字边缘化"的贫困群体被排除在信息化福利体系之外;在社会层面,"数字标签化"强化了贫困群体的"福利污名",加剧其心理障碍从而放弃社会福利权;在制度层面,扩大了制度排斥的覆盖范围,造成福利权的"强制性缺失"。该研究为信息时代的社会福利权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维度,也为政府在推进数字治理进程中更好地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权提出政策建议。     

德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重构福利国家的边界

论文衔接欧洲福利国家的理论路径,分析德国传统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核心特征,包括一个中等程度的"去商品化系数"、较高的法团主义系数以及一个带有阶层区分特征的养老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德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其自身的历史原貌。在基本制度设计方面,德国将过去的唯一支柱模式转化为三支柱模式,其核心改革措施为建立国家鼓励的私人基金积累的养老制度,其改革的标志事件是建立"里斯特"养老金。与英伦国家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基金积累模式不同的是,德国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国家严格监管的、严格控制市场准入和投资的社会福利市场,打破了过去"国家"和"市场"相互区分的二元模式。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医疗保险政策分析

论文以近年来在西方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领域广为盛行的福利多元主义为分析视角,结合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医疗保险改革实践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以福利多元范式分析我国医疗保险改革将发现,不同医疗保障形式因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主体的不同组合而在保障水平上呈现出很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地体现为不同参与群体及其个体享受着不同水平的基本医疗保障待遇。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在医疗保障中的主体责任,是我国医疗保险改革面临的迫切问题。它不仅直接决定着我国城镇医疗保险改革的进程与效果,也是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以“全民医保”为目标的新一轮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关键所在。     

我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的多元主体责任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养老责任逐渐从家庭转向社会,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养老服务社会化以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为显著特征,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社区、家庭均在养老服务社会化中承担着一定的发展责任。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施方式的思考

当政策的性质决定了广大民众不可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自发地积极参与综合治理 ,由政府强制性地实施该政策就是必要的 ;这种强制活动不能依赖于政府对政策的政治责任 ,必须要有相应法律的约束和保障。综合治理的政策实施方式既不能解决强制性及法律保障问题 ,建立经常性的工作体制 ,又不得不解决由于实施体制不适应而逐渐积累形成的严重治安问题 ,造成了波浪型实施“严打”的现象。综合治理将会逐步由政策实施方式为主的阶段进入以法律实施方式为主的阶段。当前 ,实现这个转变的法律、体制与观念等条件还不够充分。采用法律实施方式及其体制的核心问题 ,是从社会治安出发 ,科学合理地调整党政之间、各国家机关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 ,使发展经济与社会稳定的政策之间保持平衡 ;以民众享有的社会安全保障的权利为出发点 ,把政府放在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位置上 ,强化政府的责任。     

一个隔靴搔痒的社会福利安全网——评斯科特·阿拉德的《遥不可及》

福利国家,说的是这个国家的政府为本国公民的福利负责,具体表现在：一、为本国公民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二、进行收人再分配以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然而,自诩为头号超级大国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或英国比较,距离福利国家还相去甚远。欧洲大陆的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为其百姓提供的在医疗、教育以及失业救济等方面的福利,都令大洋彼岸的美国望尘莫及。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德国是社会福利的联邦国家,社会 福利国家的根本原则是既要求团结互 助,又要求个人负责。为实现这些原则, 国家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法网 络。全面了解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积 极而有益的启示。 养老保险:是德国社会福利保障的 支柱。根据法律,成年所有工人和职员都 参加养老金保险。自由职业者也可自愿 参加或申请义务保险。保险费由雇员和 雇主各付一半。通常年满65岁者即可领 取养老金。在德国西部一个平均收入的 人在退休时可支配养老金数额约为其年 均收入的70％。支付养老金并非养老保 险的惟一任务,除此之外还为投保者工     

关于“失独家庭”权益保障的法律对策研究

“失独家庭”是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行了三十年之后产生的特殊的弱势群体,这一群体面临着养老、医疗等诸多困境,但是针对“失独家庭”权益保障的立法和实践还是滞后的,社会也没有对这一群体给予广泛的关注,由此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国家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对“失独家庭”的权益给予法律保障。     

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

社会福利制度萌芽于西方福利文化传统,政府的介入为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在工业革命和工人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福利制度得到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成熟.西方福利文化传统与政府主动回应社会现实是福利制度确立的内在逻辑,民主发展与公民福利权利意识的增强是福利制度发展并成熟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