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腐败治理亟需纳入法治化轨道

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全国各地村干部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集中暴露了农村治理中法治化缺失的软肋。面对当前村干部腐败治理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新形势下必须从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力度、加强上级党委政府监督指导等方面,全力将村干部腐败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新时代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的生成及治理

文章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村干部腐败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当下村官腐败情况,将村干部腐败类型分为经济类腐败、政治类腐败和道德类腐败,进一步指出腐败的生成机制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人身依附关系破坏了乡村政治生态、家族意识主导下的乡村治理为腐败埋下隐患、利己主义至上成为村干部腐败诱因、监督体系不健全为腐败滋生提供沃土。通过对村干部腐败类型和生成机制的探究,指出依托“互联网+”加强村干部监督、推行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共同治村、地方政府为村干部设置专门公职岗位是当下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有效路径。     

村干部职务行为及其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研究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新时期执政党治理腐败的主要思路。在广大农村,鉴于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因村干部腐败行为而引发的各类问题和矛盾,如何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防范廉政风险已是当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突出课题。从农村工作实际来看,村干部的职务行为主要围绕“政党代言人”、“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三个角色而展开,其廉政风险点主要集中在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制度机制三个方面,相应的风险防控也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论不同地区村干部性质的差异性

村干部是国家与农民的重要联结,理解村干部的现状与性质具有十分重要而基础的意义。同样的村干部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在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经历了"老好人"当村干部、"狠人"争当村干部、"老好人"村干部成主流、村干部逐步"中农化"及村支书全职化等过程。在沿海发达地区,呈现苏南农村村干部职业化、珠三角农村村干部高度职业化与科层化、浙江农村村干部由企业家兼任的现象。不同的村干部性质是由村庄事务决定的。中西部传统农业型村庄由于村庄治理任务不重,"中农"作为村干部主力应是最佳选择。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复杂的治理任务需要专业化村干部队伍,浙江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决定了专业化村干部队伍不可行。因此,中部地区村干部的中农化可以保证在不脱产和只拿误工补贴的情况下,仍然有人愿当且可以当好村干部;苏南上海农村村干部的高度职业化使国家具有能力开展有效治理;珠三角地区村干部因受到村民内部压力而倾向做当家人而非代理人;浙江应通过联村干部制度及运动式治理来应对村级治理中的各种繁多复杂事务。     

中西部村干部公职化的社会基础与实践困境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转型的基础,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根据农村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治理体制进行调整,使之适合当前农村基层的实际。村干部公职化被认为是符合当前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基层需求,并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普遍推广。当前村干部公职化具体表现为坐班制、招聘制、考核精细化和逐级晋升制。东部地区村干部公职化与治理事务复杂化有关,并且以强有力的财政能力为基础。治理事务微小化、维持型治理模式及薄弱的政府财政能力与中西部地区村干部兼职化高度适应。由于科层体系对于微小事务的回应能力较弱,中西部地区村干部公职化还会导致村组治理框架破碎化、村干部动员能力弱化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在具备社会基础和财政能力的中西部地区逐步推动村干部公职化,并将村民组织起来,在村庄中增强自我管理,重塑互助网络。     

职业化城乡社区管理者:美国城市经理制对我国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我国农村社区化、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强化,对村级组织建设和村干部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在农村治理中,在继续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同时,必须促进农村治理绩效的提升,提高农村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和农村干部的职业化水平。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倡导科学化管理以及决策和执行的适度分离,代表着公共管理中职业化社区管理者制度的发展。城市经理制对于我国建立职业化的农村社区管理者队伍的启示为:在农村干部制度改革中,应实行村务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拓宽村干部选拔渠道,推动农村治理科学化与农村干部职业化,建立统一的农村干部管理平台。     

我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的完善路径

目前中国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存在着立法理念滞后、法律体系不完整、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协调不顺畅、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反腐法律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应当重塑立法理念;协调国家反腐法律与党内反腐法规的关系;健全腐败治理法律体系,制定《反腐败法》,健全对权力腐败的预防性治理法律体系,健全公务员考核激励机制的法律规范;重视反腐败立法的国际合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完备的腐败治理法律体系。     

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法律应对

近年来,村干部违法犯罪频频发生,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助长了腐败风气,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本文通过对村干部职务犯罪现状的分析,揭示了在惩治此类犯罪中司法人员在适用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使得对此类犯罪在处理的过程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以维护农村的和谐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     

精准扶贫背景下返贫问题的成因及对策——以湖北省W区L村为例

治理农村返贫问题对于实现扶贫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对湖北省W区L村脱贫人口返贫情况的实地调研发现,贫困线设置不合理、贫困人口能力不足、保障体系和驻村干部制度不完善等是导致农村返贫问题的主要原因。构建相关扶贫政策协同机制,健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完善驻村干部激励与保障机制,激活新乡贤的带头作用等,对于有效治理农村返贫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党的先进性党的纲领与党员成分的辩证关系

党的先进性源于党的阶级性,但先进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党的先进性体现在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中,体现着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需要通过制定正确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来体现。党的组织路线服从、服务于政治路线。不同历史时期党员的标准、党员的成分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纲领决定了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将思想建设置于党的建设首位,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吸收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关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若干思考——以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乡镇撤并为个案

湖北省咸安区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降低管理成本的相关精神,开展了以乡镇撤并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绩效。但其间也存在着若干问题,如:加剧了乡镇工作人员精减与公共事务增长之间的矛盾、基层民主建设面临一系列挑战、乡镇规模扩大给老百姓办事带来不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