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是保证社区工作顺利运行的关键。元治理理论认为,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唯一元治理主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为"一核多元","一核"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核心,"多元"包括政府是主导力量,社区居委会是关键依托、社区社会组织是能动力量、驻区单位是重要支撑、社区居民是坚实基础。这与元治理理论相契合。依据元治理理论,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实现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就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现行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变革探析

社区治理中邻里守望等传统治理手段在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也凸显出社区主体观念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以及主体间沟通、联动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对此,虽然时代背景、国家政策、群众需求共同为社区治理变革指明了可行的方向,即深化多元治理主体的主体意识,完善社区警务基础设施,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现代化治理手段,但在应用现代化治理手段时,仍然存在着"以人为主"还是"以数据为主"的观念冲突和社区主体整体素质不高等挑战。现阶段,应从加强社区主体素质建设、合理规划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平衡现代与传统治理手段三方面入手治理社区。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

多元参与治理已经成为当前社区治理学术研究和政策主张的主导性模式。但通过对其理论基础的简要分析,以及对现代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区分的借用,发现该模式存在遗漏社区生活中的市场因素、忽视系统性治理的倾向。对某开发区居住区的社区治理设计案例的分析和阐释表明,借助系统性治理在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上的复合性,在治理过程上的多线索、多步骤等特征,社区治理中的市场因素和国家因素可以相互结合、相互强化,从而丰富多元参与治理的层次,提升治理效能。为达此效果,应处理好两种治理之间的关系:系统性治理相对社会性治理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系统性治理设计中应有意识融入社会性因素,反之亦然。     

空间重组下社区治理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合肥市F社区为例

快速城市化重组了人们的生存空间,也带来了世界的巨大变化。其中,社会空间重组所导致的社会区隔及社会排斥现象日益突出,增加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在社会空间理论的视阈下,以合肥市滨湖新区F社区治理实践为例开展分析,发现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区治理满意度不高、共治共建共享主体目标不一导致共治难以形成合力、治理文化纽带脆弱等困境。解决空间重组所带来的这些治理问题,需要重塑社区"公共性",寻求多元主体间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党建为引领,形成共治共建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格局;以文化为纽带重塑社区情感,强化社区认同。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论社区治理中的多元权力互动

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它强调协调而不是控制,强调权利主体责任的模糊性和相互依赖而不是彼此孤立和封闭。治理理论在社区管理中具有实证的经验依据和现实必要性。党组织、政府组织、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主体的持续互动,是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区良治的基础。而党组织和政府组织则是社区良治的领导和主导力量。     

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印度大都市政府治理实践及其启示

印度的大都市政府治理在治理模式、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治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造成其大都市政府治理绩效低下。印度大都市政府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能够为处于迅速发展过程中的我国大都市政府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大都市政府治理应当与所在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相适应,应有效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并发挥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     

社会资本与城市社区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被引入到城市社区发展和建设的实践领域。城市社区治理以其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与合作化和资源配置的动态化与互补化优势,逐渐成为当下推进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这极大地制约了城市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内涵信任、规范和网络的社会资本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制度支撑,是新形势下实现城市社区善治的动力源泉。新形势下,在城市社区内塑造普遍信任、加强规范社会资本建设、发展参与网络,成为提高城市社区治理绩效的重大任务。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我国村庄"多元"治理模式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看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共治的逻辑:网络化治理理论及对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价值

网络化治理作为公共服务演进新走向,其特质表现为主体多元-责任分散-机制网络,强调政府责任、部门协调和社会整合,以增强社会治理效率。在平安建设中,在追求治安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网络化治理理论对促进治安"共治"理念形成、治理多元主体合作与协调以及复杂化社会治安事务的责任分担等方面研究具有指导价值。     

共同生产视域下社区治理主体合作困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基于M市P小区的案例分析

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是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现有研究未能很好地揭示各主体间合作的影响机理。借助共同生产理论搭建治理主体合作的“输入—加工—输出”框架，以M市P小区为例，分析主体间合作困境的形成过程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议事沟通平台悬置、社区“两委”权威弱化及技术应用形式化造成输入端治理要素收集效率低下，避责、逐利与抗争逻辑导致加工端对治理要素的处理失当，公共价值、身份认同和参与共识难以形成导致输出端主体对合作前景的消极评价，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主体合作关系破裂。可通过提高输入端治理要素的收集效率、引导加工端主体行为逻辑转变、引导治理主体对合作前景形成乐观预期，促进治理主体实现有效合作。     

探索建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新格局——以浙江新昌南明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为例

社区建设中涌现出许多问题要求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而治理理论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共治的解决之道,为社区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文章基于治理理论,深入调研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南明街道"蜂巢工程"组织机制创新工作,以期在治理理论视域下优化党组织的管理培育能力、凝聚向心能力、影响渗透能力和与时俱进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社区治理能力,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引领下的社区多元主体共治。     

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基于秭归县的案例分析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公共参与是新时代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特征,参与主体的多元度以及参与机制的韧性决定了公共参与的成效。通过研究发现,典型地区在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注重拓展参与主体范围,因地制宜创新参与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社区事务。参与主体和参与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参与主体的多元度影响参与机制的韧性,韧性化的参与机制也能够为构建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提供保障。在新时代,创新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机制,需要以党组织引领的聚合型主体结构为核心,以责任、利益为核心的共识价值体系为纽带,以黏连多元主体、发挥不同主体作用的参与机制为保障,真正强化主体间合作,使多元主体各尽其能,推动公共参与向跨地域性、去中心化方向转型。以此,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行政争议诉源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完善

行政争议诉源治理依主体可划分为党委领导型、政府主导型、法院主推型和网格自治型四种类型。实践中考察这四类诉源治理工作存在法院功能错位、政府作用不明显、主要形式有局限及绩效考评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原因为未把握司法能动性的界限、未遵循“行政一体原则”、缺乏行政争议的特殊性考量以及考评功利主义倾向。对此,需通过加强政府主导力量、重视检察机关的作用、引入多元形式和完善配套机制等路径对行政争议诉源治理进行完善。     

村庄治理的多元整合模式及其机理研究——以湖北平村为个案

民生时代的来临奠定了村庄治理的大环境,村庄内部资源生态禀赋决定着村庄治理的现实基础。通过湖北平村的调查发现,其村庄秩序的构建在于本着民生建设方向,积极利用民生时代提供的市场、工业化条件及政策资源,发展出产业带动、团体协作、认同培育、社区整合的多元整合村治模式。多元整合机理在于民生时代村庄治理主体及资源日趋多元化,社区有机联结要求也使之可以通过多元整合方式促进二者的有效结合,并与民生建设导向相符。多元整合模式的绩效及机理表明,多元整合模式应为当下村庄治理的一种新趋势。     

浅谈社区治理之路

构建合理的社区治理模式,必须转变社区治理观念,提倡社区治理的善治模式;构建社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多元的社区治理主体;制度建设与时俱进,为社区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完善责任监督,形成监督和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