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复合治理

开放社区由于其场域建构过程的风险属性,越来越成为各种类型矛盾和冲突关系集聚的时空场域。在各种传统和现代因素影响叠加、社区内致性风险和外部冲击相结合的复合型风险背景下,开放社区公共安全成为城镇基层治理的紧迫问题。通过复合治理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维框架的分析发现,当前开放社区存在着宏观制度缺失、中观场域系统弱化和微观行动能力不足三大困境。城市开放社区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要实现安全治理的目的,单单局限于社区某些领域或者社区安全治理本身的举措和机制的调整完善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在现存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在复合治理理论视阈下,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治理路径应是:加强"一核多元"社区安全治理制度设计,建立弹性协调的社区安全治理中观机制,构建和谐有序的社区治理微观共同体。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社会各要素进行系统阐释,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提供了内容和方法论指导。基于此,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应注重层次性与系统性,构建社会要素和社会主体治理网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台湾学界如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台湾学界形成了以"社区营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其研究大多受"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影响,遵循社区主义逻辑。相关研究逐渐从早期宏观的政策评估,转入微观的治理要素分析,借助社区主义、政策网络、社区能力、社区赋权、社会资本等多元视角,台湾学界主要对"社区组织能力与社区赋权、社区治理政策的价值与机制、社区参与与社区资本"等要素展开了研究。总体来看,台湾学界对社区治理的研究日益微观和精细化,与此相应,不可避免地存在缺乏"结构化、过程化理论关怀"的缺陷。大陆学界除了要学习其精细化、差异化的研究优势以外,亦需推动结构化、过程化研究,开展制度的、比较的研究。     

制度-结构-能力:我国社区自治的三维建设框架

社区自治是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整合社会力量,激活社区自治力量是社区治理的关键问题。运用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结合案例分析方法梳理我国社区自治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分析其潜在的逻辑。研究发现:深圳L区社区治理的实践案例为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依法治理,明晰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营造社区自治制度环境;结构整合,重塑社区居委会职能、整合社区自治力量;赋权增能,丰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议事能力。研究认为:以"制度-结构-能力"(System-Structure-Capacity)为三维治理框架,通过宏观层面的法治制度设计、中观层面的治理结构整合,以及微观层面的参与者能力建设,保障社区自治的长期存续。这种路径的潜在逻辑在于进行社区自治需要处理好权威治理和有效治理的关系,以及作为治理责任主体的"条块"之间的关系,并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逻辑下重塑政社关系,整合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实践。     

城市空间的社区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城市扩展过程中因时空差异会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空间区域,空间区域的结构分化塑造了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存在。在由城市中心向外扩展过程中依次形成了均质型社区、异质性社区、并制型社区以及转制型社区的空间布局。不同类型的社区内因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构,社区会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权力与市场自发配置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一体化治理、多元化合作治理、平行式治理以及村治模式是各类型社区适应社区制度环境形成的不同类型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大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据此思路,本篇报告将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做出描述。     

信访研究的进路及反思:框架与方法

在既有的信访研究中,我们发现:或宏观或微观的二元分析框架以及"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在宏大的信访实践中日益显出它的缺陷与不足。突出中观过程机制性研究的三纬分析框架的运用,即宏观结构、中观过程机制以及微观行动,以及"结构——制度"与"过程——事件"方法的交叉运行,能够更好地把信访研究纳入到分析视野,这既是信访研究推进的一个逻辑结果,也是在研究实践中的一个反思与总结。     

超国家主义: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的关系实践与秩序建构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呈现一种由"国家中心论""社会中心说"向"关系互动论"的转向。但研究中尚缺乏较为本土的分析框架。借用梁启超"超国家主义"的概念,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与社会的长时段关系实践为分析对象,创造性地从"化"与"治"、"礼"与"法"两个维度的权力拉锯中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权力视角下的研析,尝试进行实体论创新与关系论整合。研究发现,这一历史时期"国家融于社会""无国家"与"超国家"特征明显;"文明国家"与"伦理社会"并置,且在"化"与"治"、"礼"与"法"的权力互动中表征为"内圣外王"之理与"平天下"之目标的匹配,"皇权不下县"与基层乡治传统的耦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超国家主义"性质。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全球性治理共同体问题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的开启把人类本质性的全球性治理能力吁求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人类基于全球性问题的对象化与危机性的反思所策划的全球性善治前景,在全球性复合性公共治域结构情形下,并在民族国家制度与体制分立下的治理结构的二元对峙之张力中要求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出场,而基于国际权力结构重组、全球性制度责任错位、全球性治理主体缺位、全球性治理政策失灵与全球性治理理念的诸神纷争等症候而规划的全球性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路径,就成为治理性共同体与我们得以谋面的基本主张而共同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求的人的类本质绽放这一向度。     

再论中观经济法主体

中观经济法主体作为与企业——市场体系和政府——国家体系相并列的第三体系，其基本使命在于弥补“双重失灵”，构成宏观经济法主体、中观经济法主体与微观经济法主体相互协调、相互弥补的均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乡村治理：历程、困境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设""乡政村治"以及今天的"三治融合"的变迁轨迹。新时代,我国的乡村治理成效斐然,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展望未来,实现乡村善治,乡村治理需要从明确乡村治理主体、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挖掘和开发乡村新业态等方面综合发力。     

综合施策化解疫情中的网络谣言

重大疫情与网络谣言往往相伴而生,为网络治理带来新的挑战。面对重大疫情中的网络谣言,我们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高度,秉持"综合施策"的治理思路,将"依法治理""科技治理""多元治理""道德治理"有机结合并制度化地推进,建构起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的良性治理格局。     

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财政进路——以对口支援为切入点

作为突发事件跨区域应急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中央政治动员下的对口支援机制实现了财政资源的横向府际流动。然而,政策工具定位的对口支援有待法律层面的正式认可,临时性的财政安排需要理顺权责分配和重视制度激励,应急治理实践形式亟需纳入规范轨道。跨区域应急治理有必要厘清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具体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展开,即宏观层面的价值目标与主体关系,中观层面的权责分配与制度供给以及微观层面的成本收益与利益协调。协同理论作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可为突发事件下的跨区域应急治理活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跨区域应急治理应当基于结构、战略、执行相互作用的“组织—规则—行动”的协同框架设计,财政进路的构建有助于实现跨区域应急协同治理的组织化、规范化及制度化。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

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经历了"行政主导""社区自治""多元共治"三个层面的探索,但始终无法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新时代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我国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应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依归,以共享推进共建共治,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构建"价值-目标-结构-管理-技术"创新框架,强化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建立互惠互助的利益共享目标机制,从法律上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打造一支专业的社区治理队伍,推进社区治理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建立一个权责利合一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社会化。     

从限制结社自由到监管公共责任——中国政府社团管制正当性及其制度改革

中国的体制改革后逐步形成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格局 ,价值性和实践性地隐含着政府第三部门管制规范与过程重构问题。这项研究的分析路径选择 ,是从宏观、外部考察的转型分析移至中观、主体间的管制规则与过程分析 ,并力图将政治哲学与理性选择理论整合到同一的研究框架中。     

论新中国以来村级治理主体演变的三个阶段

乡村治理作为农村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起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主体阶段,三个阶段中显示出了国家力量与非国家力量间的关系以及主体与土地制度间的关系。透过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出土地制度与国家政策以及现实当中的各种问题对村治主体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法治中国背景下大学校园霸凌问题调查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法治中国要求强化法治之力，密织涵盖大学校园在内的法治之网。大学校园霸凌问题研究要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充分展开校园实地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从微观层面的霸凌中的群体，到中观层面的家庭和学校，再到宏观层面的社会和法治环境着手才能深入全面发掘和探讨。大学校园霸凌问题与中小学校园霸凌问题的法律制度有所不同，其治理对策包括提升家庭教育素养，营造良好氛围；强化学校在应对校园霸凌中所担负的主体义务，正面引导学生；构建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明确各方相应责任。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乡村社会关系研究是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对认清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界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大致是从四个视角进行:内外对比视角(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内部整体视角(组织分析)、内部个体视角(人际关系研究)和网络与关系论视角。通过评析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容易脱离农民的日常生活,组织分析和人际关系研究容易忽视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网络与关系论视角富有创新性,但要把宏观与微观完全架构起来还需在方法上有所创新。要客观把握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必须把关系与关系中流动的资源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公共空间”形成的社会条件及价值意蕴——基于我国民国早期历史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结构中"公共空间"理论,实质在于揭示政府与民众的政治生活,即社会通过公开的讨论与批判而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强化国家活动的民主色彩,它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力量变化状况及国家政治制度民主性,并赋予公民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利及保障。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期最早进行了民主的政治实践,那么那段历史时期围绕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否具备了多主体参与政治和批判的公共场域?本文力图根据公共空间理论,剖析民国早期不同政治势力的历史活动,及有利于公共空间形成的政治条件,得出民国时期的"公共空间"雏形已经初步形成的结论,并揭示它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