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

国际战争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深化对其合法性的认识和考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是国际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对国际战争权力和行为的自愿赞同与认可。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协商赞同是形成国际战争合法性的三大源泉基础。而通过对国际战争合法性基础权力特性表现的分析,可将国际战争合法性程度划分为合法性充足、欠足、缺乏和丧失四个等级。     

G20视角下的沙特与全球经济治理

沙特阿拉伯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石油,自70年代以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暴涨和世界石油需求量的猛增,使沙特迅速富有,一跃成为G20成员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占有重要一席。由于沙特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沙特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海利根达姆进程与全球治理

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作为全球治理新探索的"海利根达姆进程"受到了较多的关注。运用"结构-进程"互动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透彻的认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启动、发展和演变;此外,这一新视角并不仅限于观察单一案例,对于我们分析和研究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实践,也是适用和有效的。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基于治理主体、结构和机制的分析

人工智能颠覆性战略技术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复杂的伦理、法律和安全问题。由于人工智能引发风险的世界波及性、影响的地区不均衡性、伦理标准的区域差异性和危害预测的知识不充分性,世界各国有必要共同构建多边、民主、透明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本文分析了目前人工智能治理的多层次主体及主体间形成的治理结构,提出建立规则体系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的重要性。中国作为走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前沿的国家,应充分把握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平台构建和维护国家主权在治理中的地位,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不扩散全球治理:现实主义视角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奉行主权防务的传统没有改变。基于现实主义的视角,所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主要都有安全动因的驱动,解决扩散问题必须提供可信的替代安全产品,集体防御以及合作安全都具有这种功效。霸权可能导致一时的稳定,但更会引起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所带来的长期性的不稳定。同时,扩散不仅容易产生地区失稳,它也不无平衡霸权从而产生新的稳定。然而所有个体的理性,未必保证系统的整体理性。在平衡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之间,经由全球治理来交换国家安全利益从而促使人类社会分享更为普遍的安全,乃是一种更为理想的出路。     

区域治理视角下的欧债危机：结构、进程和影响

欧债危机的缘起、治理和影响是全球舞台上备受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之一。从其特征来看,欧债危机是一种复合型危机,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并掺杂着政治与社会危机。从其内涵来看,欧债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还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凝聚力。从治理结构来看,欧盟通过政府间结构和超国家结构的调整,保证欧盟治理的韧性和有效性。从治理进程来看,欧盟通过危机管理和深化改革措施解决欧债危机乃至多重危机叠加的问题。从其影响来看,欧债危机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思考欧洲一体化及区域治理的特别场域,进一步审视了货币一体化但尚未财政一体化的区域经济货币联盟的治理结构和进程。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乃至欧盟制度的缺陷和脆弱性,为欧盟内部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欧债危机治理丰富了债务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     

“健康丝路”视角下的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北大核心

在多次公共卫生危机的冲击下,中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并加快融入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随着"健康丝绸之路"倡议提出和推进,其效应不断外溢并对国际双边和多边卫生治理合作产生深刻影响,有力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卫生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公共产品的提供。当前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既凸显了共建"健康丝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对"健康丝路"的行稳致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挑战。为推动"健康丝路"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未来中国应以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完善国际多边治理架构和提升"健康丝路"机制化水平为建设路径,不断夯实"健康丝路"的基础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变革。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角色进阶北大核心

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经历了适应、贡献和引领的过程，从早期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规范，到调整发展模式、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置和建构全球气候治理新规范，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走向深入和公平公正，实现了“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角色进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绿色发展和全球气候治理的表述是对中国近年来在生态保护和气候治理领域工作的总结和进一步的承诺。未来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为治理机制的变革带来了压力和契机.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必要性,梳理了当前治理机制变革的广泛实践,并从建制和改制两个方面提出了危机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趋势.在建制方面,正式国际制度和非正式国际制度相结合的模式成为当前治理机制建设的新趋势;在改制方面,改革现有机制的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成为机制改革的新重点.最后,文章提出在治理机制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应树立积极主动的战略思维,把握这场机遇,充分利用好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抓手,推进机制变革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前进.     

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的联合国：作用、困境与出路

联合国在建构全球海洋治理相关倡议、营造良好的海洋治理契约环境、提高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际海洋治理问题认知差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联合国在营造海洋治理契约环境和提高治理主体履约能力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全球海洋治理形势的恶化客观上也给联合国框架下全球海洋治理成效带来负面影响。联合国可在观念层面进一步凝聚全球海洋治理共识,通过完善机制建设减少海洋治理契约环境面临的不利因素,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领导作用。联合国也可采取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全球海洋治理主体履约能力,加大其全球海洋治理行动力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全球海洋治理目标。     

强化全球治理:八国集团、中国与海利根达姆进程

2007年开启的"海利根达姆进程"是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五个发展中大国就知识产权、投资、发展、能源效率等结构性议题开展的机制性对话.本文首先探讨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渊源,分析了八国集团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并特别提到了八国集团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早期互动,然后探讨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概念、筹备过程、运作方式等,最后总结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优势和不足.本文认为,海利根达姆进程加强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五国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联系,正在朝着"全球治理有效中心"的方向发展.     

全球化转型视野下的跨国公司与全球治理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逆全球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并没有逆转,而是面临转型。实际上,跨国公司嵌入式的全球价值链与全球的供应链系统具有阻止全球化逆转的棘轮效应。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的生产已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要素禀赋,对他国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由于其全球供应链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极易受到各种传统和非传统风险的威胁。这些威胁恰好属于全球治理所涉及的领域。在全球化转型时期,随着公司间联系日益密切、资金日益充足,以及其它非营利组织的不断涌现,跨国公司已在全球很多地区逐渐发挥了影子政权的功能,即为公众提供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在为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融资方面,跨国公司与部分国际组织管理的信托基金已被证明是有效的。从理论上讲,自愿融资的激励会产生某种类似俱乐部的结构,可以促使跨国公司通过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风险社会视域下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探析

当前,全球各领域风险积聚联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必要性凸显。本文引入风险社会理论范式,提出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是在人类活动的全球性和现代社会制度的高度复杂性共同催生的全球风险下,既有治理体系的风险认知和管控机制失灵,进而引发的各治理领域中不可有效预测、缺少规律性和必然性的状态和趋势的总和。具有来源人为化、作用方式制度化和影响范围超时空延伸的主要特征。以国际关系学科的不确定性研究视角审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不仅源于行为体有限理性,而且应被阐释为全球风险在体系层次引发的复杂系统效应。为有效消减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应变革基于工具理性的规则治理理念,重塑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建设包容型治理体系,构建全球共同风险下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的现状

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由不同国家、地区和社区团体参与的多层次全球治理现象.但目前这种治理仍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以各组织、社团为辅.为克服治理中存在权利不平衡的弊端,国家应发挥关键作用,以有效地解决复杂的全球问题.     

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

《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由上至下的减排义务分配体系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免责优待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京都模式"的主要特点。由于这两大制度安排与实际需求的矛盾,全球气候治理很快陷入困境之中。《巴黎协定》对"京都模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是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共同推动的结果,将有效地化解"京都困境"。一方面,多元行为体和关键国家在多个层次上对治理实践的创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从以国家减排为重心转向以经济低碳化为重心。另一方面,随着多边气候谈判僵局的持续,发展中国家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认知逐步更新,而发达国家推动的"自愿减排原则"的传播也为南北气候治理规范的再融合创造了条件。为有效利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这一机遇期,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发展低碳经济,并主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WHO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一赤字在应对小规模的疫情方面尚可支撑,在应对全球性疫情方面明显不足,由此决定了各国在疫情冲击下除了回到国家治理轨道外别无他途。因此,疫情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语境下的海合会

尽管存在矛盾与冲突,但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逐渐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良好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