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仆”关系的历史变迁与”辈份”错位的逻辑分析（上）——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政治学解读

从“主”“仆”关系的异化与颠倒,“官”“民”秩序的确立与强化,“父”“子”关系的嬗变与“迷乱”,“主”“仆”关系的复归与重建和“伦理辈分”的错位与反正等五个不同的层面,系统地阐明了对干部和人民的关系的正确认识,厘清了官民关系的历史变迁,弄清了“父母官”、“勤务员”、“衣食父母”、“人民公仆”和“社会主人”等提法的历史由来,指出了继续以“父母官”自居的荒诞与谬误,从而对以“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作出了政治学的科学解读。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就同“四人帮”进行了正面斗争。1976年初,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当年4月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巨大的勇气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种斗争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个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有四个面相,也是四个构成性问题:返本、继承、超越和批判。此四个问题合理的解决理路当分别是:把返本与开新统统纳入大文化视野以及人类精神的当代走向之中,呈现一组相对比较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立足于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并联系普遍的中华民族心理,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中提炼出超越应用哲学和自给自足哲学的哲学问题来丰富发展马哲;超越问题已将马哲定位在世界哲学的架构里,因此不应局限在形态创新层面,而更应致力于对世界提供一种独特的智慧;中西马科对话才是更加合理的批判逻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同时发散繁衍这四个问题并渐次收敛趋同之,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才能生成,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更具解释力(包括政治解释力和科学解释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及马工程才能最终落到实处。     

从“四个共识”看“中国模式”的本质与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揭示了"中国模式"的本质——"所谓‘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认清这一本质,必须分析四个共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莫斯科共识"、"中共92共识"(中共十四大达成的关于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容的共识),尤其要从"中共92共识"中,把握"中国模式"的七大要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精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其基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其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是其"绝招",四项基本原则是其根本,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是其关键,"一国两制"是中国模式解决历史纷争的创举。     

“三支两军”的初衷及其两重性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三支两军”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动因是支持“革命左派”全面夺权。在当时的情况下,军队一方面以自己的权威和力量,在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对军队自身建设和军政、军民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不宜完全用解放军的“三大任务”、“三队”思想来解释和说明。     

永立潮头——上海城市精神的历史回眸和启示

城市精神是城市的精、气、神,体现着城市的内涵和底蕴,是一座城市的品牌,是城市传统绵延不断的传承和积淀。在上海申博成功、进入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时刻,中共上海市委八届二次全会,向全市人民郑重地提出了培育和塑造新的城市精神的重要任务,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任务和要求。市委提出上海要在新形势下培育和塑造新的城市精神,就是要在继承上海城市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城市精神的内涵上实现新的提升和跨越。上海是我国近代崛起的大城市。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和特定的历史方位,使这座城市在我们党的孕育和催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幸福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我们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渴望获得有关它的种种答案,我更是经常被记者们“索要”这道题的答案。那么,这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在别人眼里,提到幸福,总觉得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利,还有一个就是名。但在我的幸福观里,既没有对“利”的计较,也没有对“名”的追求。     

关于“三个代表”思想“三进”工作的几点思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是高校“两课”教学工作中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必须从思想上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意义,并力求从多个层次、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去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为“两课”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两课”教学应该在“三个代表”思想“三进”方面创造新的更辉煌的业绩。     

“大跃进”时期“左”倾指导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曲折进程中,"左"倾指导思想一度主导了新中国成立后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大跃进"是其中颇具典型性的一个历史时段。"大跃进"时期,"以所有制变革为先"逐渐成为共识;其后,"不断革命论"在反"反冒进"中提出并得到贯彻,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酝酿和明确提出,则标志着"左"倾思想的登峰造极。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趁穷过渡",乃是"左"倾思想指导下的必然选择。     

从“引资”、“择资”到“导资”——我国吸引外资高质量发展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引资"阶段——加速发展的新浪潮,"择资"阶段——与时俱进的新选择,"导资"阶段——提质增量的新时代。我国吸引外资逐步呈现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趋势,外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外商投资方式不断演进,外资政策不断完善,外资倒逼机制作用明显。我国吸引外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制是坚持对外开放,有效政策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当前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应不断深化吸引外资高质量发展,打造吸引外资新格局、发挥吸引外资新作用、构建吸引外资新体制、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加快自贸区新建设,以期外资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德”道“福”

道德一词由来已久。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国古代的著作中就出现了“道德”这个词语。“道”表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德”表示对“道”认识之后,按照它的规则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从孔子开始,千百年来,人们就一直重视道德问题。     

专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不仅成功地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也成功地实现了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建设中，“以人为本”（人本）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本”，“和谐社会”与传统文化中的“和”、“中”，“解放思想”与“经权之道”等都有着紧密联系，都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有效继承与吸收。因此，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重视研究、吸取、融合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     

论对“右派分子”的“改造”

1957年,55万多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冤案。在“反右”运动后,“右派”们被流放到偏僻地区,接受野蛮改造造成惨痛的后果。今天,我们回首往事,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引以为戒。 一、流放“改造” 当时对绝大多数的“右派”分子采取了下放到农村、农场、劳改队去“改造”的做法。因此,有的“右派”戏称自己为“流放”。 中央各部委的右派被流放到北大荒。殷毅在《回首残阳     

『文革』期间农民负担有多重?

我是在“左”倾路线横行的时候当过农民的人,对“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农民的苦楚有较深的体验。农民的收入和支出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收入最好的一年是每10工分0.58元(大概是1971年)。它是以砍完一山培育了22年的杉树和一山竹子为代价的。除此之外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以增强“四力”助推理论创新

新时代理论工作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增强“四力”:用“脚力”深入群众,扎根基层;用“眼力”捕捉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用“脑力”审慎思考,敢于质疑,具有批判性思维;用“笔力”呈现理论,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语言阐明道理,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     

"两个先锋队"与"两个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党建新思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先锋队”和“两个基础”的重要观点。“两个先锋队”的科学概括．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时代内涵,为我们党从社会结构性变化的实际出发来增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本文从三个维度诠释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中国道路必须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道路,在一个组织内,任何一点的单一冒进或塌缩,都会破坏组织内部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中国道路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因为封闭必然挨打。中国道路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因为中西方的文化系统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组织体系。     

大学生看“工业强省”战略

调查显示，93％大学生认同“工业强省”、“城镇化”两大战略；“经济”、“民生”、“环境”是大学生关注的焦点。时间走进2011年，贵州已经踏上“十二五”征程。在今后的5年，“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转型”成为贵州发展的主基调；在今后的5年，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