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从“一分为三”论的提出及其“哲学含义”看“一分为三”论

时至今日,“一分为三”论还被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提出来并且大加张扬,这真该看成是哲学界的一种幽默。特别是它的持论者又很庄严地宣称“只有用一分为三的观点去分析矛盾,认识问题,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揭示事物的规律,从而找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正确方法”。依据此论“可以在许多方面提出千千万万的新见解”的时候,这种幽默就增添了更为浓重的色彩。但是。哲学的严肃性要求我们不能停留于对这种幽默的忍俊,而应当指出其幽默之为幽默。这种幽默就在于,论者把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无论是从它的提出看。还是从它的“哲学含义”看、都是如此——宣称为辩证法的命题。     

“一分为三”的提出及其哲学含义——兼答朱兰芝同志的批评

我提出“一分为三”(“三分法”)的哲学命题。到现在已整整10年了。在过去的10年中,对这一命题,赞成、支持者有之,商榷、批评以至谩骂痛斥者有之。1991年5月,朱兰芝同志发表了批评文章——《“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第74--79页。以下简称朱文,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其中主要是与我商榷,所以我必须再次进行答辩。一我为什么要提出“一分为三”(“三分法”)的命题?我起初是基于这样三点考虑的: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文革”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对于文艺作品总是划分为香花和毒草两大类,除了香花就是毒草,不是香花便是毒草,反之亦然。这样就必然要把许多无害的中间作品也打成毒草。从文艺界推广到政治领域,那就是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划分。这也就必然要把不革命分子打成反革命分子。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就说过不革命分子,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     

“一分为三”及其方法论意义

长期以来,一分为二的思想深入人心,也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化,我们应该提出一分为三的思想,并研究其方法论意义。“一分为二”,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早见于列宁所著《谈谈辩证法问题》的1949年汉译文。译文把列宁对辩证法的实质的规定译作“一分为二以及吾人对其矛盾组成部分的认识”。1957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     

关于“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

在哲学原理中,已经“有中介”范畴,但还没“有一分为三”命题。多数人承认“有中介”,但否认它体现着“一分为三”,个别人又“把一分为三”仅仅等同“于中介”。实际上“,一分为三”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对立面、中介、对立面;三足鼎立(鼎立统一);三位一体(合三为一);三管齐下;立体思维(三维综合观);三元论(三本论);三环论(圆圈论);三点论(三要素);三重性;三个层次;三种形态(三种形式);三种类型;三种可能;三种结果;正题、反题、合题(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马克思处于青年黑格尔主义时期提出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在历史观和哲学观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不可能再提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样的命题。把这个命题当做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加以引用，表现了人们不能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区别开来，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观上实现的根本变革，仍把哲学看做是最高智慧、最高科学、最高真理的错误认识。     

“三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臆想出来的,而是深深植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自然科学的土壤之中,因此,它能给自然科学提供辩证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新兴自然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指导自然科学,也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恰恰相反,“三论”正是现代自然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反复进行科学实验的结果。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科学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同时,马克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新论

传统教科书不仅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知识的运用,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而且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去推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传统教科书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是具有一系列根本性缺陷的.“从实践理解方法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路,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命题的进行了新的阐释和论证,并揭示了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具有重大意义.     

评析“超越论”指认马克思哲学

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实践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流派日益在国内外盛行。实践哲学围绕“实践”问题来重新诠释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企图打破一直以来的对马克思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单一的“政治化”的理解模式。这一尝试也曾使得过去被人们忽视或轻视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问题重新提出来 ,引起人们的关注 ,激发人们研究热情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活动推向新的阶段。但是 ,我们应当注意到 ,实践哲学流派内部的“超越论”却存在着对马克思哲学实质的歪曲理解。本文借评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葛兰西“超越论”和当…     

析邵雍的“一分为二”思想

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市)人。作为“北宋五子”之一,邵雍提出了一套“包括宇宙,始终今古”(《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的庞大的象数学体系,并且在我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哲学命题。 “一分为二”即“加一倍法”(程颢语)是邵雍认识     

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评杨献珍等同志的“合二而一”论

目前,在哲学战线上,正在热烈而广泛地进行着一场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这场讨论,实质上是关于两种世界观和两种方法论的论战,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之争。“合二而一”论是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首先发表文章提出的,而艾、林两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又是从杨献珍同志     

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

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种种谬论时,连累而受到误解,因此也可以说受到某种伤害的,恐怕莫过于“一分为二”这个观点了。有人说,林彪、“四人帮”的分裂活动和整人哲学,同“一分为二”的观点有关,并因此断定它是片面的;也有人说,“一分为二”是极“左”路线的哲学基础。诸如此类的看法,甚至在一部分     

不能“淡化主义”

近些年来刮起了一股“淡化主义”、“告别主义”之风,鼓吹什么“不要问姓社与姓资”、“不要管姓公与姓私”;“只要有钱有利,管它什么主义不主义”;“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也不打粮食”;人类走向进步“文明”,“趋同”已不可逆转。一些书刊公然附合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破产论”,以贬低马克思主义为荣,散布种种谬论;或者借口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而贬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者借口发展而实际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理论观点;在学习、宣传和实践邓小平理论中,也出现了片面性、绝对化、实用主义等倾向,甚至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当成邓小平的原意或党的十五大精神。在这样的大是     

还是应该提“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近年来出版的有些哲学教科书,讲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只是提为“能动的反映论”。我觉得这不够完整和全面。能动性和革命性虽然有联系和共同点,但能动性并不能全部包括革命性。因此,还是应该提“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首先,革命性是马克思主叉认识论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旧唯物主义把人的知识和人的实践看     

谨防“大众化”陷入误区

误区一：让“大众化”停留在“通俗化”阶段。 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高原石油铁军以“四个并重”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5周年。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历程中,大庆石油会战等油田开发建设就是靠“两论”起家,靠“两分法”前进。青海油田公司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两论”中汲取哲学智慧和力量,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作为解决认识和实践等方面一系列问题的“源头活水”,高原石油铁军围着篝火学“两论”,让“我为祖国献石油”成为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关于张闻天论著中的“三分法”观点

我在重读《张闻天选集》之后,发现他拥有“三分法”观点,现在提出来,希望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张闻天选集》全书共有文章七十篇,其中涉及到“三分法”观点的就有十几篇,现在我对此作一番阐述、分析和论证。一、指出“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在我们国家,“一分为二”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一分为二”最早见于列宁1915年写的《谈谈辩证法问题》,1949年的汉译文是这样的:“一分为二以为吾人对其矛盾组成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现在的汉译文则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为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列宁说此话是引用或者叫转述赫拉克利特的观点,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从神学家     

“跨越”论驳议之驳议——与孟庆仁先生商榷

孟庆仁先生对“跨越”论的驳议是值得商榷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并未误解和曲解马克思 ,而是形象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晚年设想 ;这一提法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而是反映了社会形态发展次序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原理 ;一些错误观点产生的根源不在于“跨越”的提法 ,而在于其论者的非马克思主义方法。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新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南方谈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的时代化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了重要理论基础。     

“知识经济的挑战与对策”学术讨论会综述

该文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与对策”学术论会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综述。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关于知识经济的内涵、特征、价值及其兴起的必要性;二是关于邓小平理论与知识经济的关系以及怎样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发展模式;三是关于知识经济所引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变革;四是关于知识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及其对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

王锐生在《新视野》 (北京)2005年第5期撰文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哲学的视野追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仍然有追问的必要。这个追问就是:何以需要?何以可能?一、为什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是实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