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诉讼法出罪问题

我国《刑法》第3条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分别从“入罪”和“出罪”两方面进行了限制。但是，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早就对某些超越刑法有关“出罪”事由规定的犯罪进行了“非犯罪化”的处理，本文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论侵犯著作权罪--兼论相关刑法条文的修改

引言《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针对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9号,以下简称为《“两高”解释》)作了明确规定。与以往的司法解释相比,《“两高”解释》降低了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制裁门槛,加大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力度,并且操作性更强。然而,著作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复杂,并且相对于社会危害性干差万别的各种具体的侵权行为来说,《“两高”解释》中的规定仍显得比较原则。此外,从立法的层面看,还存在刑法与著作权法的衔接问题以及刑法相对滞后     

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反思与诠释

司法解释为回应现实需求,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的行为"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这是用传统线下治理的思维方式进行线上治理.《刑法修正案(十一)》将信息网络传播权纳入刑法保护是规范作品网络传播的重要举措.侵犯著作权罪具有双重违法性,在双重违法之间存在位阶关系,著作权法是前置规范,刑法是二次规范.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犯罪的认定应坚持先定侵权后定罪的二次违法标准,并且对著作权法与刑法中的相同概念应作同义解释.《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对司法解释与实践经验进行反思总结,及时清理相关司法解释,坚持民刑衔接的体系思维,正确解释适用刑法规范,才能够实现法律体系内部和谐的规范效果.     

拒执罪“情节特别严重”认定标准探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一-H三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对拒执罪的处罚分为两个刑罚量度,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应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进行了规定,但缺乏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相关规范,没有充分发挥对司法实践的指引作用。因此,有必要从行为方式和结果损害程度、行为的时间跨度及次数。     

论对单位行贿罪立案数额标准的相对降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对单位行贿罪较之单位行贿罪和行贿罪为轻罪。司法解释将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与单位行贿罪一致，将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设定为行贿罪十倍。在检察工作中．为更合理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实现刑罚维护正义和预防犯罪之目的．如对单位行贿罪仍为轻罪．应使单位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单位行贿罪为低．使自然人犯此罪立案数额标准相对接近行贿罪。犯罪圈相对扩大．是在刑法更关注人权保障的大趋势中，针对特定时期特定问题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合理措施。设定“法网恢恢”、“围而不取”、“择重而取”、“取而不厉”的刑事司法解释和执法格局。有利于实现刑法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对单位行贿罪（包括由其引发的单位受贿罪）治标与治本的统一。     

介绍行为的刑法评价

介绍,作为一种刑法意义上的行为,由于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其规定得都不够严谨,致使实践中争议很大,大致相同的行为定罪量刑往往迥异.立法和司法解释关于介绍的规定有两种模式,一是独立成罪,二是作为一种共犯行为,适用其他罪名.本文从宏观的视角,立足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对介绍行为的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利弊评析,最终提出兼具可行性、建设性、科学性的立法建议,即修改《刑法》总则中有关从犯的规定,将《刑法》第27条第2款修改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起辅助、介绍等帮助作用的,是从犯”.     

哄抢罪

哄抢罪李忠诚这一罪名是新刑法第２６８条增加规定的。“两高院”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均将这一罪名称为聚众哄抢罪。我认为哄抢本身就表明这种犯罪的聚众性，而且刑法规定的聚众犯罪，在确定罪名时未必都加上“聚众”二字，如聚众赌博行为，公认为赌博罪。所以，我们对此条...     

新刑法第217条:罪名如何定

目前，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对《新刑法》第217条（包括对原《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第1条）罪名的确定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应定“侵犯著作权罪”，此主张得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认可；二是认为应定“盗版罪”；三是认为应定“非法复制发行他人作品或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罪。”笔者认为，以上三种意见所主张的罪名均不太妥当，不能体现罪名的本质特征。理由如下：一、从形式上来讲。刑法理论认为，罪名应是某种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的简明概括。它具有简练、准确、规范的特点。据此来衡量以上三种罪名，…     

渎职罪法定刑配置的不足与立法完善建议

刑法规范设置的科学化是良法善治的重要一环。然而，《刑法》分则第九章关于渎职罪法定刑配置(刑罚种类、法定刑幅度、最高刑期)存在着个罪的法定刑配置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本章内的罪与罪之间法定刑配置不平衡、配置的刑罚种类偏少等不足。这种配置现状也与广义的渎职罪(如贪污贿赂罪)和其他密切关联的类罪(如侵犯财产罪)相比较，明显不协调。完善渎职罪法定刑配置的建议包括应切实贯彻并始终如一地坚持“并合主义刑观”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分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徇私舞弊罪三类合理配置各类渎职罪的法定刑，主要是调整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等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给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和动物检疫失职罪等只有一个法定刑档次的渎职罪增设加重犯、增设罚金刑；在类罪中规定保安处分性质的“职业禁止”作为《刑法》第37条之一的注意性规定予以强调。     

买卖毒害性化学品的对象性质——以刑法解释的协调性原则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三)》在《刑法》第125条增设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时,并未对危险物质的范围做出明确界定.《关于办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追诉标准》)的出台不仅没有加以明确和规范,反而进一步引发了对非禁用剧毒化学品是否属于危险物质的争论.在刑事追诉和定罪量刑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对立也变得十分明确和尖锐.笔者虽赞同《司法解释》属于一个列举式的解释,但并不意味着承认对危险物质的范围仅作文理理解,刑法的特质决定了毒害性物质中的化学品应当局限在“禁用剧毒化学品”为宜.该罪不属于抽象危险犯.应该忠实遵循协调性、科学性的原则来理解《刑法》、《解释》以及《追诉标准》的关系和适用.     

疫情期间制作并散布虚假封城信息的实然刑法应对

制作并散布虚假封城信息,不仅远远超越言论自由的边界,而且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具有实质的刑事可罚性,应当作为犯罪处理。依照《刑法》具体条文及相关司法解释,制作并散布虚假封城信息的,不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按照寻衅滋事罪处置应当更为妥帖适宜。在疫情防治紧要关头,立足于现有《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规范的实然应对,显然要比事后亡羊补牢式的《刑法》应然修订更具有实践意义。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突出争议

<正>由于我国《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历经1999年《刑法修正案》、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等三次重大立法调整,并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司法解释或者司法规范性文件层面针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定罪量刑问题配置了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论罪数不典型

一、罪数研究的意义 数罪应并罚,一罪不并罚。这是法制常规。“数罪”(实是或形似)不并罚,是常规之外的特例。作为“数罪”不并罚的基本理由的“罪之并合”便是刑法中罪数问题研究的中心。关于罪的并合,各国刑法规定不尽相同。我国刑法分则中有规定,如惯犯,而总则没有规定。有些外国刑法总则和分则均有规定。德国刑法典总则第52条(1)规定:“同一犯罪行为触犯数刑法法规,或者数个犯罪行为触犯同一刑法法规的,只判处一个刑罚。”前半句指的是想象竞合和法规竞合,后半句主要指的是连续犯。日本刑法总则第54条规定“想象竟合,牵连犯: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或者犯罪的手段或结果行为触犯他罪名时,以其最重之刑处断。”美国《模范刑法典》(1962年公布)总则第1节07条关于“定罪限制”(实为罪之并合)规定了几种情形:(1)一罪被     

关于挪用公款罪中的“个人”要素的争议

我国《刑法》中的挪用公款罪的基本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对此曾有多种司法解释。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通过的《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三种情况。除了对作为使用人的     

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认定

近几年来,虚报注册资本现象非常严重。由于《刑法》第 158条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规定较为笼统、内涵有些模糊抽象, 而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出台,公、检、法对该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故意、客观要件等在认识上存在分歧。犯罪主体的认定 1995年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体是申请公司登记的单位或个人,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58条没有     

抢劫罪既遂构成要件及性质之再解读

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对“一个目的、两个当场”的更正《刑法》第263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构成抢劫罪。而对该罪既遂(基本)构成要件的阐释,按照当前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可以概括为“一个目的、两个当场”,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实施了暴力、胁     

关于定罪的起点

我国《刑法》对于多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都有一个数额的规定,对于数额的大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85)高检会(研)字第3号、(84)法研字第14号等文件规定起点有两类:一类是构成犯罪的金额数。如盗窃罪、诈骗罪“数额较大”和贪污罪“情节严重”的起点等,这个起点实质上是该案的罪与非罪的标志;另一类是构成重罪的金额数,如惯窃罪惯骗罪和贪污罪的“数额巨大”“情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疑难问题探析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填补了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基金业"老鼠仓"刑法规制的空白,为有效打击基金业"老鼠仓"提供了刑罚利器。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罪名,与同处《刑法》第180条的内幕交易罪缺乏应有的协调性,同时也缺乏应有的周延性。该罪的犯罪主体、未公开信息的范围、情节严重的标准等的不明确可能会给司法带来一定的困难,应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未公开信息的范围、犯罪主体,还应将泄露未公开信息也纳入该罪的范畴。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问题与完善

《刑法》第225条第4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被学界视为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开放性的表述使它在严密法网、提高法的灵活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无规律的扩张适用却使其逐渐地偏离了“法之明确性”的轨道,     

枉法裁判罪罪名小议

为了正确适用刑法,统一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刑法罪名作出了有效的司法解释,对于刑法第３９９条第２款的罪名分别定为“枉法裁判罪”和“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罪名的统一、规范是很重要的,两家最高司法机关对刑法同一条款规定不同的罪名在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