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与重点任务

地方机构改革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要准确把握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为重点的理论逻辑,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地方党政机构职能体系。地方机构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统一组建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结合实际优化地方科技、金融监管、数据管理等领域机构职能配置,整合农业农村与乡村振兴机构职责,优化地方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实施地方机构改革须进一步完善机构职能运行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农地制度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家治理价值目标包含秩序、效率和公正。秩序价值对改革开放前的两次农地制度变迁施加了主导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孕育过程证明了国家治理必须兼顾秩序、效率和公正。由于改革的渐进性和深刻的历史成因,农地制度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要素供给,加剧了农业领域供需两端的结构性矛盾。均衡化的国家治理价值目标结构指引下的"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完善要素供给,各地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通过总结地方经验和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上,发现农地制度改革应该强调政府的供给基本公共服务、吸纳农民改革意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和拓展流转服务市场的职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谋划应从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结构着眼,从政府具备对改革的支配性地位的体制背景出发,通过政府职能的主动转变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和农民的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治理的变革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当代地方治理在分权化改革、企业化运作、市场化服务、网络化管理和区域化合作等方面做出了实践变革。这一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绝非由某一特定的原因或单一的力量独促而成,而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这些变化既有来自外部的社会性变迁,也有来自内部的结构性变迁。地方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因此进行了自我调整、自觉变革、自我完善。     

省直管县改革政策中的府际关系——基于22个省的改革文本分析

省直管县改革形式上表现为纵向层级体制变革,但实质上是省市县府际关系的调整与优化.基于府际关系视角,运用文本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对2002-2016年22个省出台的129份省直管县改革相关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各省文本总体上都能涉及府际关系中的财政关系、权限下放关系、公共行政关系,但存在趋同性和省域特色不明显问题,且府际管理缺失,府际治理理念鲜见.作为导引、规范和推进省直管县改革的蓝图规划,政策文本的完善,亟待拓宽府际关系主体、关系内容,优化关系管理;而文本内容的未来设计,应在加强中央导引下,结合省域特色及地方治理趋势,注重府际治理并提供细化的配套支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回答的两个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回答的两个问题: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重要?二是如何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下行压力主要来自供给侧,产能过剩和超额库存大面积持续存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结构失衡,中国经济存在"滞胀"的潜在风险,决定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供给。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如何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和创新的积极性,这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分析框架

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间关系的困局表现为:地方本位主义、非良性竞争、跨区域协作性不足和合作流于形式等问题.地方政府间关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新型理论分析框架,组织间网络理论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关系.组织间网络理论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在组织间网络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间关系调整与优化的路径选择是,更新观念:着眼整体,走向区域行政;培育文化:增进信任,提升社会资本;优化模式:创新管理,构建整体治理;优化制度:抓住关键,理顺治理关系;创新机制:建立联结,促进互动联系.     

“结构性矛盾”与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制约中国发展和稳定的结构性矛盾已经显现,且与体制性问题相比较,社会结构问题更为根本。只有推进由体制性改革走向结构性的改革,才能有效破解中国发展目前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结合当代我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反思,引入结构的视角,破解"结构性矛盾"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和目标方向。通过社会资源的统筹和分配,规则制度的确立,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有序。     

治理结构多元化：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通过对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些典型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其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强调国家统一管理而导致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是历史遗传和传统体制的产物,与转轨时期纵向政府间关系中存在的压力型体制也有着内在的关联。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治理结构单一化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从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与国家的统一管理并不矛盾。因此,在已有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基础上,实现地方治理结构多元化应该成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新思路。     

非结构性改革、官僚组织与透明政府建设——基于G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执行行为的实证分析

行政公开不仅是现代国家行政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也是保障公民知情权,预防官僚组织腐败现象发生的治理工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为政府机构推进行政公开提供了规范性的法律文本.标志着我国政府的行政公开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然而,法规的具体作用和社会效果取决于实际的执行行为.该项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沿海发达地区G市为例,从地方层面分析我国政府推进行政公开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立法的缺陷、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和公民权利救济的障碍,已经成为我国透明政府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在未来的非结构性行政改革中,只有注重制度建设和公民权利司法保障体系的建设,借鉴西方国家地方治理的经验,增强民众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文明理念,才能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建设透明政府的政治理念.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农地确权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着眼经济全局深化改革重要的一环,又是新时期农业发展战略的聚焦和升华。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重头戏是产权改革。土地要素配置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和关键点。农地确权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基础,也是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促进土地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农地确权不仅是对不同群体之间土地产权关系的重构和确认,还是一个资源、时间和精力消耗的过程。实践中,各地农地确权试点进度不一、特征各异,且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把握农地确权的政策含义与实践特征,妥善解决确权工作中暴露出的关键问题,对于深化农村改革、优化土地要素资源配置具有特殊意义。     

“软编制约束”:对地方财政供养规模隐性增长的一种解释

“软编制约束”是指地方政府突破核定编制约束,向社会或下级政府索取人力资源,由此造成政府财政供养规模的隐性增长.地方政府突破编制约束的动力机制在于:为应对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不惜动用人海战术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而政府扩张规模引起的责权利不对称对此也有影响.从宏观制度背景看,中国特殊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和纵向政府间关系增强了这一趋势.基于此,治理范围的调整、治理重点的转变、治理的多元化、治理能力的提高等应是今后地方政府改革的方向.     

着力推进生财型、聚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

与宏观调控中的总量调控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统筹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需要围绕有重大潜在红利的供给侧问题,推动一批生财型、聚财型'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正>一、准确把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要适应农业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的阶段性变化,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进步,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实现农业向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转变。"习近平总书记的     

国家机构改革的经验启示及法治逻辑

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旨在优化机构配置,转变政府职能,破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制约因素.结合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及国内外机构改革的特点,基本的逻辑结论是改革必须依法而行,在法治的轨道下渐进而动,这是我国历届改革积累的宝贵经验.大部门制通过对政府职能的优化配置嵌入在十余年的国家机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效能,但在新的时代要求下依然面临诸多社会问题.要破除阻碍改革的诸多羁绊,必须制定或修改法律法规,建构成熟稳定的法制体系,紧扣新时代的法治生态,才能确保改革的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径选择

国有企业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自然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环节。适应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国有企业要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健全混合所有制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高效监督机制,确保国有经济的运行效率,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直保持先进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