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协调度视角下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股票市场的建立,虚拟经济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后虚拟经济规模进一步膨胀。本文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1998年至2009年样本区间内,各时期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协调度及静态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2006年以前整体系统基本处于弱度协调至中度协调状况,2007年开始呈现弱度失调趋势,整体动态协调趋势仍向好。依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不同时期两系统协调状况的原因进行探析,并提出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土地作为资源和资产,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本文选择长江经济带22个城市进行研究,发现了长江经济带城市地价水平的梯次递降关系,探索了不同城市等级、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的城市地价水平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客观关系,提出了应该考虑城市地价水平、发展潜力等因素合理进行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等建议,包括工业向中、上游转移,需要关注部分中小城市的房地产投资风险和部分城市的"重卖地轻实体"问题等。     

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区域分异

本文从基础融合、应用融合、创新融合和金融融合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度2012-2020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分异。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融合发展指数表现出空间非平衡性;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有企业规模能够同时促进本地区和经济距离邻近地区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各区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分异程度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净差异是总体区域分异的主导因素。     

制度创新、区域分工协作与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基于国外流域经济带发展经验的思考

该文在定量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产业分工协作等现状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还结合美国密西西比河和欧洲莱茵河流域经济带发展的经验,就中国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数字设施、数字使用、数字生产、数字创新及数字产出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具体测度我国各省份2011年至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显示以北京、广东、上海为代表的东部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以云南、甘肃、江西、贵州为代表的中西部省份数字化发展迅猛,虽起步较晚但正在快速赶超。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各地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因子,可发现地区生产总值的扩张、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建议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数字使用、扩大数字就业、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鼓励数字创新等路径,进一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湖北省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城市化作为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会给资源和环境造成压力,怎样使城市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发展道路为很多人所关注。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北省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耦合协调度判断湖北省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湖北省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90-1999年为不协调时期,耦合协调度为负值,2000-2009年为基本协调时期,协调度为正值。2.2009年湖北省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在空间分布上明显存在地区性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耦合协调度较高,中间水平和低水平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     

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沿江11省(市)2010-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

为了对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寻找制约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设计了由3个一级指标34个基础性指标组成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沿江11省(市)2010-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指数进行定量评价与排序,运用回归模型方法,对影响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甄别。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绿色发展水平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稳步提高的总体趋势以及上中下游地区之间明显梯次分布的空间分异特征,经济因素对绿色发展水平产生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对绿色发展水平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城镇化率、政府规制因素对绿色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释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有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表现、效应、机制与实践路径而言,深度融合表现为数字经济加速产业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循环迫使数字经济迭代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三个方面。深度融合具有创造新的价值创造体系、新的价值分配体系、新的价值流通体系和新的使用价值消费体系四个方面的效应。数字经济深度融入实体经济的机制包括以数字技术创新提高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以海量数据科学指导实体经济分配比例、以平台化组织方式提高实体经济交换效率、以算法技术精准满足实体经济个性化消费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入数字经济的机制包括以数字化转型扩大数字经济的作用范围、以工业互联网促进数字经济的网络协同效应、以智能制造倒逼数字经济的技术体系创新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路径可具体化为基础支撑、动力支撑、组织支撑和技术支撑四个层面。     

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与互动路径

正纵观世界各国发达的经济走廊和经济重心区,几乎都布局在主要江河流域,流域经济区已成为各国重要的产业集聚带和城市密集带。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四项战略定位: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有利于挖掘中上游腹地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     

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协调度的时空差异研究——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为例

绿色是发展的主色调,创新是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绿色、创新和经济发展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利用耦合协调发展函数模型,构建包含绿色、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以湖北省12个地级市2006年-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湖北省绿色创新发展协调性、绿色发展协调性和创新发展协调性的时空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10年来,湖北省绿色创新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创新发展指数均不断增长,创新发展指数相对较小;(2)湖北省绿色创新发展耦合度、绿色发展耦合度、创新发展耦合度一直处于拮抗阶段,距离良性共振耦合且有序发展状态存在较大提升空间;(3)绿色创新发展协调度、绿色发展协调度、创新发展协调度持续上升,绿色创新发展逐步实现初步协调,创新发展协调度较低,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有待提高。湖北省应基于地区发展特征及发展阶段,发挥优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制定合理政策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发展。     

基于DEA分析的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协调度提升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协调度是衡量一个地区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而以青岛市2001-2011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DEA模型测评出的青岛市两业联动发展的协调度并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企业物流外包的开放度不够;物流业服务能力无法满足制造企业的需求;管理协调机制不够完善.因此,政府应创造条件,引导和推动两业联动;行业协会应架起桥梁,增强两业的沟通与交流;制造业应转变观念,促进物流业务外包;物流业应提升服务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西部视角的实体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协调度分析

本文从系统间协调模型出发,通过构建实体经济系统-金融系统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我国各区域2000-2008年的金融效率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西部各省区实体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的发展水平均较低,位于差与较差之间;实体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间的协调程度位于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之间,而协调发展程度则位于中度失调阶段;与其他省区相比,西部地区的金融效率较低。由此,如何提升西部地区实体经济及金融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而提升该地区的金融效率水平,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长江经济带启航——引领中国经济向西梯度推进

正滚滚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黄金水道,如今货运量更是位居全球内河第一。长江经济带横贯我国腹心地带,不仅把东、中、西三大地带连接起来,而且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不过,由于东、中、两部经济发展高度不均衡,长江上中下游除水运经济互补外,并未形成实质经济体。于是,"长江经济带"开发战略呼之欲出。     

加强地方环境立法 助推长江经济带实现生态优先的发展——基于湖北省环境立法现状的分析

加强和改进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的环境立法,是全面实施"生态优先"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制度前提。本文以湖北省为例,在深入分析其当前的环境立法工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建议指出,加强和改进长江经济带内的地方环境立法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发挥地方人大的立法职能,提高其环境立法效力;二是深化"立改废"改革,提高环境立法分布的均衡性;三是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评价标准的环境立法评估机制;四是积极探索跨省域的协同环境立法模式。     

武汉打造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中心对策初探——基于环境技术效率测度和比较的分析

产业创新和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地处中游的武汉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支点,因此更应该将产业创新与生态维护齐举并重。故此,本文以包括武汉在内的长江经济带沿线36个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以2003-2014为统计时间区间,运用基于DEA的方向性环境距离函数方法,测算了它们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武汉市近年来在"环境技术效率"亦即在维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方面,表现不容乐观,因此强化生态意识和绿色发展观念刻不容缓。在此基础上,本文就武汉如何本着绿色发展的理念来打造长江经济带产业创新中心,初步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安徽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发展战略与政策举措

正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未来1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增长轴,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安徽在其中要有位有为,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并应对各方面挑战,在深入研究安徽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功能定位、发展战略、产业在大区域中的分工协作关系、经济转型发展的战略重点、以及如何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等问题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和政策举措。一、关于安徽对接长江经济带建设制约因素     

创建三峡生态经济区的构想——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希望重庆努力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并提出重庆要深入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上中下游协同,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这为重庆在新时代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和要求。当前,“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精神主线,并成为沿线各地区的行动共识。如何立足自身实际去认真落实这一共识,成为摆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地区面前的一个难题。作为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中游交界处的三峡地区面对新要求,如何把握机遇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二次飞跃,成为新时代三峡地区再次腾飞发展的时代问题。多地实践表明,发展生态经济、创建三峡生态经济区是解决这一时代问题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