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下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

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在2022年2月27日联邦议院特别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等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历史性转型”的重要时刻。本文基于赫尔曼的分析模型对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及其动因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属于外交手段变化的范畴,这一“质变”固然离不开俄乌冲突作为重大外部冲击施加的影响,但不可忽略的是其他因素对这一政策变化的推动,如“克制文化”约束作用的弱化、朔尔茨的驱动、外交与安全领域相关政治行为体的倡议、民众在运用军事手段和对俄政策上立场的变化,加上其他外部压力,如美国对德国增加防务投入的长期施压、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战略回缩”,以及欧盟加强战略自主的努力。这些国内外因素在带来推动力的同时,也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落地施加了诸多阻力,以至于这一转型仍将是一个需要整固的过程。无论如何,德国新政府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将给欧洲内部的安全合作、欧俄及欧美安全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外政策学习理论的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迎来了“时代转折”。本文基于综合的对外政策学习理论框架，分析2022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及其动因。研究结果显示，德国对俄政策经历了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双重转向，达到了“复杂学习”水平。德国对俄政策实现转型，其动因在于政府内部认知信念发生了转变、盟友的政策扩散，以及吸取了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对俄制裁不足的教训，并将2010年后有效制裁伊朗的政策转移至对俄政策。但德国对俄政策学习存在局限性，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克制文化以及利益集团等是德国对俄政策转型可能面临的制约因素。     

能源转型的政治学研究:基于德国弃煤的探讨CSSCI

能源转型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能源体系的变动很可能引发政治体系的失稳,不同行为体会展开竞争与合作,竞相塑造能源政策走向。德国是全球能源转型的标杆国家,但一直难以摆脱煤电依赖,这成为该国能源系统低碳化的短板。自2018年以来,德国在淘汰煤电的议题上取得重大决策进展,宣布了2038年彻底弃煤的目标,并通过相关立法指定了弃煤时间表和系统的扶持计划。本文运用"体系失稳"决策互动框架探讨德国成功弃煤的原因,包括民众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上的高度共识、执政者的态度转变与政治技巧、支持弃煤团体的呼吁与谋划、煤炭产业的适应及欧盟的引导。整个决策过程中,各方的合作面大于对抗面、冲突面,行为体之间具有明显的协作关系,政治体系的失稳处于可控状态。在后煤电时代,德国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的政治挑战,包括:达特恩4号煤电厂的处置、硬煤电厂对赔偿方案的抵制、另类选择党煽动民粹情绪、日益凸显的清洁能源政治纷争等。     

欧盟能源政策:发展历程、效果与展望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能源政策难以有效应对能源危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能源政策历经准备、起步、加速和转型四个发展阶段,近年来取得一定成效,表现为能源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增强,但能源安全仍面临风险。为应对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成员国的团结行动暂时确保了能源安全,欧盟绿色转型雄心也有利于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但欧盟能源市场机制存在缺陷,绿色转型道路曲折漫长,加之成员国利益分歧不易调和、欧盟能源治理权能相对受限,给政策有效落实带来挑战。展望未来,欧盟收紧需求和分散进口的能源安全措施或将产生经济负面效应,干预和补贴政策可能会加剧内部市场分裂,过于激进的绿色转型步伐将放大能源系统的脆弱性,欧盟能源政策能否切实发挥成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德国安全政策新动向分析

2016年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新的安全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的政策宣示以及德国近期外交、安全与防务政策领域的行动都表明,德国正积极谋求在国际政治包括在国际安全政策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领导作用。这是自2014年1月"慕尼黑共识"宣示以来,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逐步转向"积极有为"的延续。本文依据"文明力量"概念对白皮书内容以及德国安全政策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德国未来将更加积极而又经常性地参与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应对,而且灵活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危机与冲突的情形会有限增加。虽然这可能会更多地发生在"临时合作"的框架内,但是德国"文明力量"的角色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转型依然会是渐进且有限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和法律条件以及民意的约束。     

德国能源问题及能源政策探析

德国目前面临的能源问题主要有能源过分依赖进口、传统煤炭发电能力有待更新、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核能替代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德国开始形成国家能源政策体系和独具特色的“能源峰会”协商机制，为德国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同时，德国注重用法律手段确认、规范、指引能源政策和能源产业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法律体系，为能源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法国碳中和战略：目标设定、实现路径与前景分析

2017年7月，法国正式启动《气候计划》，宣布2050年实现碳中和，法国成为全球最早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之一。为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及2030年中期减排目标，法国加速升级能源结构、降低日常生活的能源消费、推进农业和工业脱碳、提升生态碳汇并发展碳捕获与封存技术。通过以上措施，法国试图向脱碳经济转型，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和就业机会；增进欧盟团结以提升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捍卫《巴黎协定》的成果，彰显法国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地位。然而，由于俄乌冲突、能源结构制约、社会民生保障和政党竞争等多重现实挑战，法国在碳中和之路上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如此，长期来看，法国不会改变生态转型的改革方向，不会放弃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国际道义高地，仍会积极完成碳中和目标，争取国际气候秩序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     

“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对天然气市场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动态分析

全球能源体系变革及地缘政治危机对地区性天然气市场及权力结构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天然气商品与地缘政治双重属性的俄欧能源关系分析框架,将"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作为市场层面和地缘政治层面的影响变量纳入对欧洲天然气市场与权力结构演变的动态分析。就市场层面而言,以页岩气为代表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正在影响欧洲天然气供给格局的演变,而"乌克兰危机"后欧盟降低对俄能源依赖的政治意愿成为促使欧洲天然气需求格局转变的强烈动机。就地缘政治层面而言,"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上的传统能源权力产生了冲击效应,进而使俄欧能源博弈能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由此,欧洲传统市场结构下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三元博弈被转变成新市场结构下传统区内生产国、潜在区外生产国、消费国与过境国之间的多元博弈。"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双重冲击下的俄罗斯能源战略重心东移将对中国能源安全及未来亚洲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乌克兰危机下国际能源供应链断裂重组及其战略影响

乌克兰危机不仅对冷战后欧洲安全秩序造成了剧烈冲击,也给国际能源体系带来了重大影响。冲突爆发以来,美欧对俄罗斯实施了全方位能源禁运和能源限价,欧洲在经受价格高企等暂时性困难的同时,正加速将俄罗斯排除在其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摆脱对俄能源依赖。西方的制裁使俄罗斯失去了从美欧获取大规模能源投资和先进能源技术的可能,能源出口市场相应萎缩。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安全、价值观等“高位政治”的关注正迅速压倒对经济联系、市场供应等“低位政治”的考量,国际能源供应链的断裂重组将在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产生复杂深刻的影响。     

德国的伊朗核问题政策：角色、制约及走向

伊朗核问题是德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议题。作为伊朗核谈判的“P5+1”重要成员，推动伊朗核问题解决涉及德国重要利益。从伊朗核谈判中的角色看，德国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重要参与塑造者，主张运用对话和沟通手段推动伊朗核问题的外交解决，注重塑造规范约束伊朗的核活动；德国是重返伊朗核谈判议程的重要设定者，参与设定了三个阶段的伊朗核谈判议程；德国是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居中协调者，通过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和欧洲影响力来协调伊朗核问题各当事方。对大国地位的追求、防止核扩散的理念驱使、对经济因素的现实考量，以及人道主义国际援助的价值观追求构成了德国推进伊朗核问题政策的主要动机。德国的伊朗核问题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博弈、国际行动能力、美国对伊朗的态度，以及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伊朗等多个利益攸关方的影响。未来，朔尔茨政府将继续在伊朗核问题中扮演关键角色，仍会遵循渐进性调整与稳定性并存的政策取向。     

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评析

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能源主导”政策,本质上是将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将能源主导目标转化为多项举措:在国内政策层面表现为“为油气松绑”,积极鼓励化石能源生产;在国际层面表现为“促油气外销”,积极扩大化石能源出口,同时,“以油气为筹码”,在实现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目标时频繁借力能源工具。特朗普推动“能源主导”议程时,在国内主要依赖于联邦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在国际事务中则体现出较强的地缘政治属性。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在化石能源生产与出口、能源安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将能源作为对外政策工具以增强美国影响力方面则效果不明显。     

东盟能源转型:困局与展望

东盟能源体系的现况是资源禀赋较好、高碳结构突出、用电水平落后、需求增长旺盛,迫切需要加速能源转型.当前,东盟及其成员国虽然确定了宏大的转型愿景,但是能源转型处境严峻,表现为能源结构呈现碳锁定状态、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有限、煤电依赖有增无减、电网建设长期滞后等.其原因在于:部分国家过于强调化石能源的不可替代性,政府决策缺乏稳定性与合理性,传统产业势力抵制转型,清洁能源产业面临融资困难,水电开发面临自然、国际和社会层面的多重阻碍等.东盟能源转型之难凸显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困境,即各国难以兼顾能源供给与能源替代,缺乏转型决心、治理架构、开发资金三个关键动能.中国有能力帮助东盟国家开发重大项目,提升技术实力,加速转型进程.     

德国南海政策的新调整：动因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南海政策调整越发明显。政治层面,德国除了在欧盟框架内发声,还越来越频繁地就南海问题独立表态;外交层面,德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由经贸合作向安全议题合作拓展;军事层面,德国海军的南海地区行动从谨慎克制向追求积极有为转变。德国南海政策调整的原因是多样的,既有国家层面安全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驱动,也有地区层面国家竞争和区域利益的共同作用,还有国际层面的威胁认知和“全球力量”身份塑造的推动。然而,德国政治精英的立场分歧、军事能力和社会民意的限制、价值观外交路线和对华经贸关系的制约,都将成为德国深度介入南海问题的阻碍因素。中国应密切关注德国南海政策动向,在稳固双边经济贸易关系,拓展在人为气候变化、海洋污染、能源转型等议题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中德关系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     

论当代东亚国家政治合法性转型

本文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视角,对当代东亚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及政治转型进行了分析.战后初期,东亚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以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后期,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东亚国家纷纷把合法性基础由以往的西方民主价值观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权威政治上来,成功地实现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80年代后期,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再次面临"政绩困局"的压力与挑战,构建东亚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实现政治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就成为东亚政府的重要目标.     

中国与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核电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力量,中国和东南亚在清洁能源领域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战略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做出重要贡献.近年来,东南亚核电增量需求旺盛,中国核电发展势头强劲,为双方核电合作提供巨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和东南亚核电合作不仅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前景乐观.然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核电合作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东南亚的核电开发仍处于早期阶段,中国核电走向东南亚面临不确定性多、政治风险大和国际竞争激烈等严峻挑战.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制定东南亚核电市场开发的长远战略目标,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妥善处理与其他核电出口大国的关系,为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和能源低碳转型注入活力和信心.     

浅析俄罗斯天然气产销战略与对欧合作

俄罗斯拥有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储量,这是普京政府新世纪能源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作为俄罗斯天然气最大的传统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俄政策的牵制,今年初俄乌的“断气事件”令欧盟一度紧张就是典型事例。本文试从俄天然气产销战略及其产生背景,欧盟能源外交对俄的挑战,以及俄欧天然气合作前景等方面作一探讨。     

民族主义与俄罗斯东亚能源外交战略论析

俄罗斯东亚能源外交战略不是为了遏制中日韩等东亚国家的发展,而是为了利用能源优势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提升国际地位,服务于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具体来说,俄罗斯东亚能源外交的战略考虑建立在四大权衡和三大选择的基础上,即俄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欧洲市场与亚洲市场、大陆方向与海洋方向的权衡,俄能源输出是战略主旨还是策略考量,东亚国家对俄而言是伙伴还是对手,俄追求单赢还是共赢等选择.俄在与东亚国家能源合作问题上的表现变数较大,具有不确定性.俄罗斯油气民族主义的特点表现为实用主义.     

美国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评析

美国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是其国际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简要介绍美国国际能源政策的基础上,集中阐释美国在该地区能源外运线路、商业利益、国家间合作等方面的能源政策,进而对该政策在美国国际能源政策中的地位、原因,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美国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政策并不以直接满足美国石油供应为目标,而是更多地着眼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稳定石油价格、保障能源供给多样化等长期的能源战略目标,并服务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战略目标。但除了商业利益之外,美国实现该能源政策的其他目标则面临诸多困难。     

欧美“开倒车”,全球碳中和进程还好吗?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碳中和进程螺旋上升、蹒跚前行。俄乌战争持续日久,带给欧洲各国无法逃避的能源危机,昔日“碳中和先锋”为了解决眼下的实际困难,不得不暂缓对能源结构的调整。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不足,德、英、法等国重启或推迟关闭燃煤电厂。有人惊呼:欧洲是否要放弃绿色能源转型、回到煤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