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的启示

水权制度的变迁必须考虑社会发展提供的可能,不能一味地追求制度的先进性,忽视其与民族法律文化的衔接;民间水权习惯在新时期仍有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能轻易抛弃;水权纠纷的解决既要考虑历史实际,又要考虑现实状况;要杜绝水权管理腐败,就必须加强民间水利组织的作用。     

论明清水权纠纷之调解解决

调解是明清水权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也是首要选择。一方面,这是中国传统司法体制的要求,民事诉讼一般都要先经过调解,才会受理;另一方面是水权纠纷的属性使然,因为调解能及时、快捷、有效地解决纠纷,特别是在需水高峰期。明清水权纠纷调解的程序已经非常明确,即由纠纷的一方向渠长或者水老提出调解请求,由其根据水册、碑刻、水权习惯、水权章程、天理人情等,结合案件事实,做出判断,说服双方达成协议。由于协议是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一般都能很好地遵守和执行。但是由于水资源的独特性质,调解协议的效力具有脆弱性。一旦平衡被打破,争端又会出现,需要再次调解。这样,问题就回到要么再次调解,要么诉讼的选择上来。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纠纷解决模式

近代中国城市江湖社会解纷模式的特征是：在主体方面形成了以“异乡人的共同体”属性的“帮”为基本力量的多元化局面；在手段与途径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在暴力解纷倾向中寻求和平的协商与参与机制；在规则依据方面形成了以“业”为核心的“习惯”、“帮规”与国家法相互渗透、相互磨合的“交织的法网”格局。其可以概括为“帮权自治型”解纷模式，以“帮”的权力与权威的具体运作为“共同体的自治”的内在机理。在注重“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下，江湖社会解纷模式蕴涵的本土化的自治能力和自治经验极易被忽视。     

浅析近代浙南族田保护

近代浙南地区宗法制极为发达,族田占总耕地比例很高。为了防止族田被盗卖和侵夺,浙南宗族通过契约保护、族规保护、官府保护三个方面来保障族田的地权稳定,这些措施有力地避免了族田的流失,使得族田直到近代社会依然保持了良好上升的发展趋势,这就为宗族势力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近代乡土社会中宗族依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水权类型化与水权优先权

水权优先权是指各类型水权之间的效力先后顺序.对水权进行合理分类是讨论水权优先权的前提.水法和物权法从各自角度涉及水权优先权制度,但是还存在不足.应通过建立公正的利益衡平机制,完善水权优先权制度.     

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水工程与水权

水工程涉及多种民事权利类型 ,水权只是其中一类。水工程的所有权或者用益权自身不包含、不产生水权 ,水工程用益权与水权各为独立的权利 ,所谓水利工程供水水权概念易生误会 ,应弃之不用。水工程所有权原则上归投资者享有 ,于是有必要承认地方所有权、部门所有权、法人所有权。南水北调涉及水资源所有权、水权、水工程所有权、水工程用益权 ,不可一律归结为水权。     

美、澳水权制度对中国水权制度完善的法律启示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一种基本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很不均衡的国家。伴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加剧,水资源市场配置问题已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如何完善中国的水权制度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与美国和澳大利亚水权制度的对比,寻找出中国水权制度的不足,并对完善中国的水权制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起步、成长过程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促进中国近代法学诞生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 ,阐述了法律教育对于中国法律人才的养成、法学著作 (包括译著 )的出版 ,法学刊物的面世 ,近代各个法学学科的诞生的重要意义 ,并对改革中国现代法律教育提出了建议。     

论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我国水权和水权流转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评析

水权系一种“新型的准用益物权”,水权具有权能的可分离性和外部性,因而水权具有流转的可能,在我国水权流转机制的建立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从东阳——义乌“水权转让”的实践来看,虽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实质是水商品的买卖,在法律性质上并非真正意义的水权交易。本文指出,水权流转机制的建立,首先应当尽快清除立法上的障碍,明确水资源的物权性(用益物权或者准用益物权),修改、完善相应的配套法规,允许取水许可证交易。做好建立水市场的基础工作,建立、完善水权流转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     

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

水权不包含水所有权、水合同债权,它们分别为独立的权利。只有行政权而无水资源所有权创设不出水权。水权的初始配置在我国不宜采用拍卖的方式,水权的主体多样化,须具体分析。     

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以亲、邻优先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 ,滥觞于中唐 ,于宋、元形成制度 ,至明、清则融于交易习惯和家法族规。该项制度的产生 ,主要是受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维护宗法家族利益精神的影响 ,也与维护乡党利益、处理相邻关系及其些赋役征发的法例和习惯等因素有关。该项制度与中国古代国情基本相适应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水人权:人权法上的水权

离开了水,人类无法生存.因此,水人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这已经为国际法充分承认.国家有义务尽可能利用其现有资源实施水人权.尽管水人权属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范畴,是国家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充分实现的人权,但国家也负有一定的立即履行的义务.然而,在国家层面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即缺乏系统、有效的规定和保护.     

商品化权性质的理论之争及反思

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商品化权是一种新型的知识产权,但知识产权体系其实无法包容商品化权。商品化权具有无形财产权的品性,即使是人格因素商品化权也不例外。只有在无形财产权范畴中才能准确把握商品化权的性质。     

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

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同时有“主观权利”和“客观规范”两重含义。客观规范即客观价值秩序,表示基本权是一种规范或者价值,各国家机关在履行职权时须遵守和贯彻即为基本权的保障义务。这一概念还与基本权第三者效力、法益平衡及制度性保障等密切关联。这种概念上的差异反衬出我国宪法基本权在理论上重规范轻权利,在实务上重保障轻救济的倾向,且保障也有很大不足与缺失。并且,客观价值秩序中的“价值”一词也提供了一种如何用“去哲学化”的法学方法去思考“价值”的法律含义的契机。     

论我国救济性基本权利

救济性基本权利在基本权利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功能,其内容主要包括诉愿权、司法裁判权和物质赔偿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当中鲜有救济性权利的规定,而现行宪法文本中的救济性基本权利规定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对此,可以基于现有宪法基础进行完善,改进宪法第41条规定,并增加"司法裁判权"。     

刑事侦查权与治安管理权分离刍议

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权是刑事侦查权和治安管理权相混合的结构。这不利于相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独立运行,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为建设法制文明,使警察权更好地发挥维护秩序、保护人权的功能,就要明确划分警察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责范围,把刑事执法权和行政执法权分开,刑事执法权由中央统一行使,行政执法权由地方分别行使。     

环境权: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人权是最基本的权利,环境权来自人权。生存权位于人权的核心,而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不可剥夺、不可放弃和替代的权利。如果没有环境权,传统人权体系中的生存权就不可能得到完善的保障。环境权源于生存权,但超越了生存权,因此它是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     

人役权制度与中国物权法

人役权是为了特定人的利益而利用他人所有之物的权利 ,即以他人之物供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罗马法时期的人役权包括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奴畜使用权等。当今西方国家多规定了用益权和居住权。从这两项人役权的历史渊源、价值功能以及我国的现实条件来看 ,我国有必要设立上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