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思考

国外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有三种模式 ,即“市场”导向型、“全能银行”导向型和“主银行”导向型 ,三种模式各有其优点。中国的国情决定其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不可能是主银行导向型的 ,也不可能采取市场导向型的模式 ,我国的模式应是以内部人控制为基础 ,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督导作用的模式     

商会模式与职能浅析

商会是商事主体设立的民间性、自治性、以维护会员利益为目的的非盈利性社团组织,其职能的发挥与商会的模式息息相关.商会作为一种中间组织,在弥补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方面有重要作用.本文对当今在既存的三种商会模式中,逐一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职能的发挥,得出商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我国未来商会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三种模式：一个概要性的分析

从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基本事实出发,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不同的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模式,即立法修律模式、司法判例模式与试点实验模式.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在推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上各有其独特优势与内在局限.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不能只依赖一种模式,应是多种模式的组合或交替使用.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主要依靠立法修律和试点实验,司法判例还未被有效运用.未来应该根据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经验以及上述三种模式的实际价值与内在局限,合理确定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模式组合。     

恐怖主义犯罪应对模式研究

司法模式、战争模式、治理模式是三种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模式。司法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犯罪行为。为此反恐是侦查破案与打击犯罪的问题。此模式核心是恢复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战争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一种战争行为。为此反恐是打败或消灭敌人、取得战争胜利的问题。此模式核心是打击、歼灭恐怖分子并取得战争胜利。治理模式把恐怖主义界定为国家安全治理方面的缺失、低效或失败及其导致的对民众安全服务的缺失与低效。为此反恐是加强和改善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治理,以提供更有效的安全服务。此模式核心是塑造一种安全环境。治理模式对于恐怖主义及反恐问题界定不同于战争模式、司法模式。这种界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直接决定这三种反恐模式在视野、目标、思路、标准、力量、措施与手段、时间维度、战略角度、精神层面等方面的不同。     

公立医院改制模式探讨

为了着力解决我国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突出问题,实现WHO提出的卫生改革和发展目标,2009年我国医疗改革意见提出对公立医院进行改革试点,坚持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办医原则。本文主要探讨公立医院改制模式的三种形式：自主化模式、公司化模式以及民营化模式。     

拉美模式与中国、越南模式的比较

当前社会的主要发展模式有英美模式、莱茵模式、拉美模式、东亚模式、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等,其中拉美模式、中国模式和越南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拉美模式与中国模式、越南模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任何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发展中倡导改革创新精神,大胆实践,并尊重各个国家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的自主性和多样性。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模式论绎

检察监督模式可以划分为权力程控、诉权效能和权力衡平三种基本类型,三种类型在价值理念、权力运作方面各具有其基本特征。我国现行的法律监督一监诉交融检察监督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冲突困惑,从操作层面考虑,法律监督一监诉双置模式乃为符合我国法治现实的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模式完善的选择方案。     

证明困难的解决模式——以毒品犯罪明知为例的分析

从解决毒品犯罪证明困难的规范性文件和案例中,可以抽象出解决证明困难的三种模式:调整认定方法模式、变更待证事实模式、双降模式。对于解决证明困难来说,这三种方式在理论和实务中都有各自的利弊,需要客观分析。相对于现代刑事法中的基本原则,调整认定方法模式对证据裁判原则带来了挑战,而变更待证事实模式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带来了冲击,因此应当客观看待法律中的基本原则。     

浅谈国外违宪审查模式及其启示

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法治国家中具有至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为了监督宪法的实施,保障宪法的权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是十分必要的。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大致可分为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和立法机关审查模式三种。本文通过这三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的系统研究与比较分析,并针对我国宪法监督现状,指出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对我国构建和完善违宪审查制度更具有借鉴意义。     

司法拍卖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在司法拍卖改革中,涌现出上海、重庆、浙江等三种典型模式,三种模式的出发点都在于顺应人民法院工作信息化、公开化浪潮并根治传统司法拍卖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却体现了不同的改革理念和改革力度,社会反响也不尽相同。未来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涉诉资产保值、增值的原则,妥善处理好改革创新与法律规定、统筹规范与因地制宜、传统拍卖模式与网络司法拍卖等三组关系,并按照"制度+科技+监管"的总体思路,出台网络司法拍卖相关司法解释并建立全国统一的涉诉资产处置平台。     

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之模式选择

由于各国的政体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富裕程度不同,所以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本文重点分析了国外三种法律援助模式,以求通过对国外法律援助模式的比较考察,再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寻求适合我国的法律援助模式。     

商事通则模式：中国特色的商事立法模式

中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商法学界探讨的重大热点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主张。《商事通则》模式今年来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该模式摆脱了有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离的旷日持久争论,转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构建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商事通则模式是最能满足中国社会需求的商事法律制度供给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以商事通则模式为基本立场,通过介绍该模式形成的背景,试对该模式最为核心的《商事通则》的体例结构和内容等做出基本构想。     

试论依法治市的领导模式

依法治市,首先要求依法治市的领导机制符合法治。目前,依法治市的领导模式有三种,每种模式各有其优缺点。合理、合法的依法治市领导模式的确立应遵循三个前提:遵循依法治国理念、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的领导。以上述三前提为基础,依法治市领导模式需重构。     

商事通则模式:中国特色的商事立法模式

中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是近年来我国商法学界探讨的重大热点问题,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立法主张。《商事通则》模式今年来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该模式摆脱了有关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离的旷日持久争论,转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构建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商事通则模式是最能满足中国社会需求的商事法律制度供给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本文以商事通则模式为基本立场,通过介绍该模式形成的背景,试对该模式最为核心的《商事通则》的体例结构和内容等做出基本构想。     

刑事证明的两种模式

根据对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总结,我国的刑事证明模式可以概括为以直接证据为核心的验证模式和完全使用间接证据的体系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与不足。与体系模式相比,验证模式在认定案件事实可能达到的证明程度和难易程度上有其优势,但是在错误认定案件事实的可能性方面存在不足。与自由证明、法定证明、印证证明等理论相比,验证模式和体系模式的提出,推进了现有的刑事证明模式研究,弥补了证明过程和方式的研究空白,完善了刑事证明模式理论体系,为冤假错案出现的原因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论。     

论控方双轨侦查模式

控方双轨侦查模式是指侦查活动由同属于控方的官方侦查机关和被害人及其委托的民间侦查机构同时进行的一种侦查模式，强调官方侦查主体与被害人之间的配合、协作和制约。建立控方双轨侦查模式的依据有三：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保证被害人之权益，监督、制约官方侦查。在考察国外控方双轨侦查模式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侦查模式现状，提出我国应建立控方双轨侦查模式，并列举了具体理由。     

代孕的行政规制模式研究

代孕行政规制模式的选择,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代孕规制的效果。目前,世界范围内主要有完全禁止型、有限开放型和非统一规制型三种代孕行政规制模式。我国现行行政规章对代孕所采取的完全禁止模式,并不违背行政规制的基本原则,相反,它是一种更尊重人性的且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行政规制模式。然而,出于更有效规制代孕之需要,我国现行代孕规制在制度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

宪法关于“公共利益”的规定,需要在国家权力运行活动中具体化。如何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呢?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人大以“一事一议”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第二种是由司法承担对“公共利益”的最终界定,第三种是人大以列举式立法模式将“公共利益”具体化、固置化。第一种模式正确认识到界定“公共利益”属于权力机关的权限,但具体方式却不可行;第二种司法决定模式既缺乏实质合法性,又没有技术可行性;第三种模式在立法上虽有一定困难,但也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经验可资,是实现宪法“公共利益”规定对公民权利保护和对国家权力制约的惟一现实可行之路。要在国家权力运行上界定“公共利益”,还必须解决目前我国“公共利益”泛化掩盖下的许多具体矛盾。     

中国违宪审查模式的一种设定

在评析违宪审查三种典型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代中国分别适用三种不同模式的利弊分析,认为未来的中国应设立宪法法院之类的专门机构进行违宪审查,使我国宪法具有可诉性。     

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比较分析

针对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目前国内主要有三种模式。本文在分析农民工的强流动性、收入水平低、工作条件差、处于城镇与农村的边缘等特点的基础上,对三种思路的优劣及可行性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将农民工养老保险纳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是比较合适的选择。但是在实际操作时,需要对制度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细化,使其能够满足农民工群体的特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