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犯罪场的视角构建社区毒品犯罪预防的思考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实施以来,社区在毒品犯罪预防中的作用日渐明显。社区环境既为毒品犯罪提供了有利的隐蔽场所,又成为毒品犯罪中毒品交易利益的实现场所。本文从犯罪场的视角,为科学、合理、有效地构建社区毒品犯罪预防体系提出个人见解。     

中小学校园犯罪预防理论的选择——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及其适用性探讨

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主流的犯罪预防理论之一,近些年已在很多国家得到应用并获得良好效果。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是以日常活动理论等犯罪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来,并提出了5大类、25项具体犯罪预防的技术策略。由于该理论具有对应校园犯罪特征规律等特点,在当前我国中小学校园犯罪问题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应当作为预防校园欺凌等校园违法犯罪问题的理论指导。     

论青少年犯罪预防理论研究视角的根本转向——从犯罪原因到犯罪断念

断念是行为主体（特别是青少年越轨者或犯罪人）在一段稳定的时期内对犯罪偏好明显与确定的拒绝。现阶段犯罪预防措施主要通过控制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来遏制青少年犯罪的增长趋势,绩效前景颇为黯淡。从聚焦于犯罪原因分析到致力于犯罪断念研究的战略性转向,将成为当代社会犯罪预防的重要突破。作为人生状态与行为过程的犯罪断念,在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的结合中发挥着青少年犯罪预防的积极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监护人的责任和作用——兼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

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凸显家庭问题是对其影响的重要因素。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了家庭和监护人的责任,但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中,家庭预防始终是一块＂短板＂。应强化对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督、惩戒,对其教育应制度化、规范化,促进未成年人监护人认真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家庭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的积极作用。这是社会各个方面形成整体合力的基本前提。     

略论情景预防对我国当前犯罪预防的意义

情景预防的英文表述为“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Situation在英文中指：“(1)Positi on：位置;场所。(2)condition,state of affairs,esp at a certain time：状况;情势;事态。(3)work,employment：工作;职业。”在此我们所说的显然是第二种意思,即状况;情势;事态。     

价格、GDP与政府对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满足政府履行各项职能的需要,中国税收收入获得了快速增长。物价水平的涨落及其波动程度不同对税收收入增长会产生不同影响。GDP增长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会因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异。在税收制度的设计到税收征管的落实整个过程中,政府任何一项行为都将影响税收收入情况。然而,政府行事的关键应该在于保证征税的公平性,而非一味地追求税收收入增长。因此,政府应该致力于促进GDP的增长和改进政府与税收收入相关的行为。     

“以GDP增长论英雄”的政绩考核:合理逻辑与矫正之道

以GDP增长论英雄是一种以GDP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政绩考核,这种政绩考核在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客观地说,这种政绩考核具有其内在的合理逻辑,它是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缺陷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有效监督与制约的重要途径。反思这种政绩考核的代价,推动政绩考核的优化,必须寻找出一种能够矫正以GDP增长为核心指标的政绩考核的方案,即复归人民群众在权力运行中的影响和控制力量。这种方案的制度化载体即群众路线。     

冲突与融合——从文化冲突论探析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与预防

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其文化背景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较大的变化,导致出现文化冲突乃至心理冲突。文化冲突引发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导致行为失范,成为诱发农民工犯罪的原因之一。因此,应积极主动采取有效的对策以加速文化融合,避免社会冲突的发生,预防和减少农民工犯罪,保障我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     

犯罪位与对策位——从对称现象的存在说起

犯罪现象也是一种生态现象,任何生态都有其新陈代谢,犯罪生态现象也是社会新陈代谢的一种。从社会存在的源头高度上来考察,还应当辩证地看待犯罪问题。如果我们把犯罪看成是社会的一种代谢物,那么就要尽可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使其尽可能少地出现。对各种刑事犯罪的治理要如此,对腐败犯罪的治理更要如此。     

从企业家犯罪的罪名结构透视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以245起案例统计为基础

在犯罪成因上,企业家犯罪不同于传统的街头犯罪,外在环境与制度条件对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方式及其追逐财富的路径选择具有很强的建构性。透过245起具有统计价值的企业家犯罪案例中的罪名结构特征,可以具体地说明企业家犯罪的制度性成因:融资类犯罪比重大凸显民企融资的制度性瓶颈;受贿罪突出反映出国有企业家制度性的角色错位;国有、民营企业家罪名差异显现市场公平竞争的不足;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罪名分布反映出刑事手段介入市场活动的泛化倾向;背信犯罪的高发折射企业家精神的缺失。     

“富人被害”的犯罪学考察——从吴若甫被绑架事件说开去

近几年来,"富人被害"案件日趋严重.这种现象背后的犯罪学原因在于社会阶层结构的高度分化,城乡分治格局拉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现有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严重滞后,"富人"的自我防范意识薄弱.为此,应采取以下防控措施大力发展生产力,缩小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重构社会心理平衡系统和调控机制;完善法制法规,建立有效的社会奖惩机制;改进犯罪控制的体系和具体措施;加强"富人"的自我防范意识,使私人保镖职业化.     

论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位阶——从“快播案”说起

2016年1月,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快播公司开发的软件被称为“宅男神器”,拥有海量网络用户,加之庭审采用公开直播的方式,控辩双方就“技术中立”等多个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一时间“快播案”定性问题引起网民激烈讨论.快播公司等互联网企业在性质上该如何定性,其是否应该对存储在其公司服务器中的淫秽物品负责,互联网企业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以及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是刑法需要明确的事项.“技术中立”能否成为免责事由,刑事责任的规定是否会妨碍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也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新闻报道对司法权的理性监督——从新闻媒体对梁丽案的报道说开去

新闻媒体对梁丽案案件事实不统一、有分歧的报道以及导向性评论给办案的司法机关很大的舆论压力,这凸显了当前我国新闻自由与司法权的冲突。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独立同为民主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由于业务要求和价值追求的不同,我国媒体的新闻监督开始干扰司法独立。为解决这一问题,新闻媒体内部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同时加强对新闻媒体行为的外部监督和制约;司法工作人员应当做到依法办案,增强对抗外界干扰的能力。     

国企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的特点与效应——以2012—2014年若干典型个案为例

梳理2012—2014年若干典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可见,国企贪腐案件体系性特征突出,危害后果放大效应明显;国企及其负责人对政治权力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对国企企业家自身的刑事风险具有促成效应;国企企业家因其特殊身份易于成为某一行业或地区权贵结盟的关键节点,其刑事法律风险具有较强的辐射效应;隐蔽、复杂贪腐手法的介入增强了某些国企企业家实施犯罪的信心,这导致他们在自身刑事法律风险判断上的鸵鸟效应;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及优势地位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也为国企企业家实施各种贪腐犯罪提供了条件与理由。     

从“GDP崇拜”到幸福指数关怀——发展理论视野中发展观的几次深刻转折

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经历了从唯经济指数独尊的时代,到同时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指数的时代,再步入一个强调人文指数的时代。这些转折不仅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对发展实践一种反思结果的发展观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一切反映在有关发展理论和发展决策的学科角色上,则是表现为从经济学主导的时代过渡到综合性学科的时代,而且正进入一个人文学科大显身手的时代。     

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市场动态能力的作用与影响

市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建构新客户能力的能力,对中小企业民营科技企业尤为重要。在经济、科技、信息全球化深入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市场动态能力的作用如何,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对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家商业和技术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市场动态能力有积极正向作用,企业家制度社会资本对企业的市场动态能力作用不明显。     

群体性事件的公法根源——基于对湖南“郴州事件”的考察

认清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根源有利于从根本上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失衡的表现,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根源在于基本权利口号化、政府行为自利化和刑事犯罪工具化。     

我国创业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

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增加能带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从考察创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创业教育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中部次之,贡献最少的是西部地区。格兰杰(Granger)检验结果表明,创业教育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从如何评价GDP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党课之五

2006年4月13日，针对各地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确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普遍比中央《建设》提出的目标要求高1-2个百分点甚至更高的情况，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请各地区科学确定本地区“十一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通知》，     

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再思考——从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说起

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确定是实现不当得利制度之机能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界定标准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其主要表现在对不当得利制度机能的机械理解,没有从不当得利的类型化角度出发来细致的考察受益人不同主观状态下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甚至有忽略民法中自己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之嫌。鉴于此,文章试图对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进行再追踪,以求针对这些不足之处给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为完善我国不当得利之立法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