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奥运会和中国外交的新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奥运会为聚焦点的国际互动显示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特点:新兴大国的中国同西方传统大国在价值观方面进行了新一轮的碰撞、竞争和磨合.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诸如新兴大国和国际体系间的关系、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有序互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国国际战略和内外统筹的有机协调等新任务.     

国际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浅析

国际关系中的非政府组织浅析范士明国家间的关系似乎已经难以概括国际关系的现实。因为，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国际关系正在变得非国家化——超国家的和次国家的行为体日益卷入到跨国活动中，去影响乃至参与解决那些仅靠国家行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次国家...     

试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几个基本特征

自以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肇始的民族国家体系诞生以来，国际关系就随着工业文明的步伐、全球化的潮流不断深化其内涵，拓展其外延，从近代文明发达的欧洲扩张到全世界，从较为单纯的主权国家关系演进成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等行为体之间的多层次关系，从战争与和平...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视阈下中俄合作关系的动因与前景分析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安全与权力、经济发展与民众福利以及集体认同是国家间合作关系的三大动因.中俄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发展主要基于安全与权力、经济发展与民众福利,并不存在集体认同的因素.这样的合作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它比较容易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美国因素、中国自身的因素和俄罗斯自身的因素.     

南亚安全格局重塑与“一带一路”的推进

南亚安全格局的现状是以印度为中心的非对称性安全格局;同时南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发展滞后,非国家行为体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显著的影响。"1947年结构"和"1962年结构"是影响南亚安全格局的结构性因素。随着新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加入和决定安全结构的行为体间博弈规则的变化,特别是印度邻国政策的调整,南亚安全格局正经历着缓慢的变化。在南亚安全格局中,中国是南亚地区重要的外部平衡者。上述南亚地区安全格局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为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应防止印度门罗主义的升级,提升南亚国家安全合作水平并寻求与印度在南亚地区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     

文明对话的国际关系意含

联合国倡导和推动的不同文明对话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明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发展,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的特征性表现.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文明对话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且在国际对话趋势的深入发展、国际文化关系的进一步文明化、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探索国际关系新范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文明对话将继续赋予国际关系更多的"文明精神".     

平行外交视域下的拉美城市外交——以墨西哥和智利为例

全球化的发展让国家之间、不同层次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与此同时,也使民族国家的主权权限受到削弱。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主体,省州、城市等次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起来,国际交往呈现多层次的形态。拉美国家政治民主化、去中心化的发展,引发内部结构调整乃至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力。同时,地方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激发城市谋求国际合作。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地方政府积极与外国对等行为体建立联系,在国际合作中推动可持续发展,并通过组建拉美区域城市组织,融入城市外交的世界网络。迅速发展的城市外交已成为拉美国家重要的国际关系新议题。此间的中央—地方关系、各行为体之间的内外互动、地方行政权力大小及结构调整都值得研究。本文从平行外交理论出发,结合拉美政治和地方发展实际,选取联邦制的墨西哥、单一制的智利为案例国,对拉美国家城市外交发展的背景、动因、成效及其组织网络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探讨城市外交的发展规律。     

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

文化已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维度。在建构主义国际政治学理论中 ,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等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文化结构的研究包括规范、制度、认同等一系列范畴。本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主流学派的国际政治理论为基础 ,试图阐发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的互动 ,以及与国际安全之间的构成性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发展回望

与波澜壮阔的30年改革开放同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在不断适应全球化时代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需求中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从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研究中心到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大规模引进介绍国外理论和新兴流派到探讨"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的建立,从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和研究报告到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从仅仅关注和平、安全、主权等"高政治"议题过渡到对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人权等"低政治"议题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还有着学科发展诸多问题与缺失,但是,在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将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同步增长。     

印度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较

印度和中国都是最早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但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印度却未能成功地控制人口。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差异是两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不同的原因。国内组织结构尤其是国家政治组织结构的差异及其历史经历决定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差别。中国凝聚力强的政党，强有力的政策执行组织，严密的官员控制结构和比较单一的社会结构造就了中国强大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印度分散化的、多阶级国家和不完善的制度设计降低了其国家能力，无法推行与民众意愿相违背的计划生育政策。     

不确定性及其后果——国际制度的认知基础

不确定性是国际关系行动领域的本质特征.不确定性构成了对国际关系行为体决策以及合作秩序的根本挑战,同时也造就了行为体决策与合作秩序对国际制度的依赖.制度通过对行为体预期的引导和保护,向行为体提供了应对不确定性的社会建制.具有社会学与认知论意义的主体间性的制度对行为体认知与决策的引导,客观上为个体合作以及国际关系行动领域的再生产创造了条件.     

孔子国家间道义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建构*

国家间道义是国际交往中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以平等、正义、和平、民主为价值追求, 对国家行为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依据道义规范国际行为的国家,则会占据道义制高点,增强 国家软实力,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支持。在战乱频繁的中国春秋末期,先贤孔子提出了“礼”、“和 而不同”、“义以为上”、“德不孤,必有邻”等一系列调节人与人、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关系的国家间 道义思想。深入挖掘并梳理孔子博大精深的国家间道义思想,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范式的建构 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当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即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 的国际秩序,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与机制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国家间交往的公信力等。当然,孔子的 国家间道义思想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对调节当前国际社会的纷争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应, 然而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思想和文化总是以其无与伦比的厚重底蕴与前瞻性走在了前面。故此, 人类社会一步步地走向文明。     

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方法初探

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在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我们应当遵循运用这一方法，即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在本质联系，按照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范畴到复杂范畴的原则．建立再现国际关系整体、揭示其演变规律的范畴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特有的逻辑行程，我们必须准确地确定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以及逻辑终点。本文认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应以主权国家为逻辑起点；以国家（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对外行为的动因、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演变为逻辑中介；以对国际关系的运动发展以及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概括与规律性说明为逻辑终点。在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时，还必须综合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等辩证思维方法。     

欧盟的规范性权力对G20进程的影响研究

作为二战后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新型行为体,欧共体(欧盟)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民族—国家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作为一个兼具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特性的主权国家联合体,欧盟不拥有隶属于自身的独立的军事力量,因而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它更多地凭借自己在观念、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使用其规范性权力。作为G20中唯一的非国家行为体,欧盟更是主要依靠规范性权力塑造该论坛的进程。通过将自身的规范引入G20峰会,欧盟成功地影响了其议程设置,并促使其他行为体接受了自己的部分规范,欧盟籍此得以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同时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     

国际关系的关系性和跨文化性

国家间关系不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是存在于其关系互动过程中.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关系性和跨文化性是国际关系的两个核心特征.本文试图从国际关系中的关系性、跨文化性、冲突性和文化认知等方面,探讨国际关系的互动性,阐述国际/国家间的问题和冲突认知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应对国家间问题和冲突提出相应的跨文化认知假设.     

新型国际关系基本特征初探

新型国际关系是与旧型国际关系相对而言,必定要展现出新特征。由于主权国家之间关系这个基础未变,所以新型国际关系的主体没有实质变化。新型国际关系最鲜明的特征是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模式。在核心理念和目标模式的引导下,新型国际关系在主要内容、主题、国家间关系定性、主要矛盾、主要行为方式等方面都会有不同于旧型国际关系的新特征。     

比较地区间主义：演化、路径与中国视角

地区间主义探讨地区与地区互动,在地区主义理论影响下,兴起了比较地区间主义的研究。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类似,比较地区间主义试图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走出地区研究的“欧洲中心论”,基于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非西方的经验。比较地区间主义研究从功能、制度、影响和类属四个维度入手,探究世界上不同地区行为体对外部世界影响的路径和效果。基于比较地区间主义,“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是中国地区间主义的重要实践,功能在于实现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倡导“软制度”,基于准地区间主义或跨地区主义,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融入世界提供实现途径。     

非传统外交:当代外交理论的新维度

外交是一个长期被混淆的概念,中外学者均将外交与对外政策等概念等同起来,严重影响了对外交的学术解释。事实上,外交在本质上是一种执行国家使命的代表行为,在不同历史阶段,外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塑造了国家间关系的新情境,推动现代外交发生结构转型。主导国家间关系的传统职业外交范式正在向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并重的范式转型。政府垄断外交的格局被打破,媒体、企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宗教等成为外交圈中影响巨大的行为体。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关于非传统外交还缺乏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理论界内部的学科分化严重制约了对非传统外交的研究。中国外交学界应重视对非传统外交的研究,将非传统外交作为当代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大力推进非传统外交。     

从俄乌冲突看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与影响北大核心

俄乌冲突不仅是冷战结束之后罕有的欧洲大国直接军事冲突,导致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激烈对抗,也引发国际资本巨头、小微科技企业、新兴国际化平台、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广泛介入,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呈现出新的态势。非国家行为体受益于全球化发展与数字化时代的加速演进,通过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影响舆论思潮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愈发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对于中国拓展实力、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均有诸多启示意义。     

国家行为与属性的模塑--一种社会化视角的分析

虽然国家具有许多与“人”不同的特点 ,但在许多方式和环境中 ,国家都是有偏好、有意图的行为体 ,因而“拟人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通过社会化 ,行为体把一定的价值、态度、技能“内化”为自己日常生活中习惯化的准则和个人能力 ,从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自然行为体 ,逐渐融入社会 ,转化成为合格的社会行为体。整个社会化过程 ,不仅是行为体行为的模塑过程 ,更重要的是行为体属性的模塑过程。但是 ,国家行为体毕竟有着与个体行为体不同的特征 ,因而它的社会化自然也就具备了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