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互动关系是故意杀人罪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在杀人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这三个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影响甚至推动了杀人犯罪的产生和发展。在杀人犯罪行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被害人过错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及其在刑事责任视野下的意义

犯罪与被害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被害人与犯罪人并非是独立存在的,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由此被害人也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种类。这种互动关系虽没有刑法的明文规定,但不可否认,其在客观上仍然对刑事责任施加着重要影响。     

犯罪心理画像的方法——犯罪现场分析法与行为证据分析法之比较

道格拉斯的犯罪现场分析法和特维的行为证据分析法在美国是应用非常广泛的两种犯罪心理画像方法。二者在理论基础、形成过程、构成和内容、实际运用方面都有差异。犯罪现场分析法是将当前犯罪人的行为与先前研究得出的统计数据和所建立的犯罪人类别进行比较。特维的行为证据分析法则综合犯罪现场、被害人研究、行为证据三方面信息,遵循严格的演绎分析步骤来解释犯罪人行为。行为证据分析法因不依赖于统计数据和犯罪人分类,并具有跨文化适用性,而有望在犯罪心理画像技术的本土化研究和运用中率先得到发展。     

论被害预防

当前,世界各国犯罪预防的一个明显转变就是从被动预防犯罪到主动预防犯罪;从法律制止到物质制止;从立足于行为人预防到被害人预防。犯罪被害人研究表明,要真正实现减少社会的犯罪,仅仅从犯罪人和潜在犯罪人这一角度考虑是不够的。任何犯罪的发生,都是犯罪人与被害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以犯罪人或潜在犯罪人为中心的犯罪预防和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中心的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体系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只有以动态的观点去理解和分析被害预防才是全面的、科学的。也只有将被害预防与犯罪预防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它在犯罪预防中的作用。     

复行为理论下对轮奸“共同正犯说”之反思

我国刑法将轮奸定位为强奸犯罪的加重情节,而非独立的罪名。因强奸犯罪属复行为犯,复行为中的强制行为之上可成立共同正犯,而奸淫行为具有亲手性和排他性,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各犯罪人只能轮流地、各自地实施奸淫行为。轮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正犯,而是数个独立意义上的强奸犯罪之叠加,也只能在宏观上被拟制成为"共同正犯",即多犯罪人"在实现各自轮流奸淫被害人的目的支配下"通过参与实施"团体性"强制行为而实现每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奸淫行为。     

被害人视阈下电信网络诈骗的过程性分析

犯罪行为是犯罪主体与受害客体双向互动的结果。在传统犯罪学理论中,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研究对于犯罪预防的实践效果有限;而从被害人的视角研究影响犯罪发生的条件性因素,不失为降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生率的另一条出路。从动态角度看,电信网络诈骗过程中被害人的心理活动及行为表现,有受骗前的情境诱因、受骗中的心理因素和受骗后的心理反应;从静态角度看,电信网络诈骗过程中被害人的心理状态、个性倾向也各不相同。基于被害人心理行为的动态和静态分析,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受骗前要筑起心理防线,打好预防针,形成对电信网络诈骗的免疫力;受骗时要保持理性,机智应对;受骗后要勇于维权,积极做好心理疏导。     

论“抢劫杀人”的性质与处罚

"抢劫杀人"并不是规范的刑法术语,而是一类案件的通俗说法。认定抢劫杀人的性质,应当结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和充分且不重复评价原则进行判断。抢劫罪中的暴力包括故意杀人行为;抢劫杀人的,应当以抢劫罪论处;抢劫杀人的原因行为,限于在抢劫机会中实施的,与抢劫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牵连性的行为;抢劫杀人中的"人"的范围不限于抢劫行为的被害人,包括第三人和抢劫犯的同伙在内。     

刑法中的被害人行为理论史考察

域外刑法学者受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被害人学理论的影响,将犯罪是"加害—被害互动关系"产物的观念认知运用于刑法学中,深刻影响了刑法理论的发展。被害人过错行为的存在能够减轻犯罪分子的刑罚量是被害人学理论与刑法结合的第一个产物。德国司法实务中关于被害人自冒风险行为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中可以阻却加害者行为不法的学理依据是洛克辛教授于1970年创立的客观归责理论下的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而自1977年产生的被害人信条学被视为是关于被害人行为影响行为人不法的系统化理论。我国关于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行为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发展尚未成熟,明确当下域外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行为理论发展和我国就此问题的研究现状,可以明确我国在此问题上的进一步发展向度。     

被害人视域下的受虐妇女“以暴制暴”犯罪研究

受虐妇女"以暴制暴"犯罪是指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用暴力对抗暴力并由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的一种犯罪形态。该类犯罪当事双方既是被害人,又是犯罪人,角色重叠十分明显。从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看,二者皆具有明显的被害性和违法犯罪性。预防"以暴制暴"犯罪,必须首先防控严重家庭暴力犯罪,然后从"去被害性"入手,通过政策倾斜、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改善"男尊女卑"封建文化传统塑造的刚性、支配趋势的男性气质氛围,提高女性自主、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并建立一个统一组织、协调的全方位、全覆盖的反家庭暴力社会服务体系,为受虐妇女提供一个畅通的公力救济的维权途径,才能有效预防"以暴制暴"犯罪等家庭悲剧的发生。     

漫谈犯罪被害防范

随着犯罪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仅从犯罪人角度研究犯罪是不够的,犯罪人在犯罪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被害人在犯罪形成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从二者的关系看,存在四种互动模式：可利用的被害人模式、冲突模式、被害人催化模式和斯德哥尔摩模式。在上述四种模式中,被害人虽然未被视为犯罪产生的原因,但被害人方面的因素通常被认为是犯罪发生不可或缺的条件。犯罪人走上犯罪道路,并不单纯是自身因素决定的,而是自身的素质、经验等因素同来自被害人方面的被害要因——被害人的言行及其同周围环境中存在的诱发或者强化加害者的犯罪动机的事情和状态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被害防范需要从被害人的层面和角度展开：保持足够警惕,加强防范意识;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被害因素;注意个人修养,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等等,以最大限度减少被害的可能性。     

论刑事法律关系“三元结构模式”的建立

长期以来,刑事法学理论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犯罪人(加害方)的角度着手的,很少从被害人(受害方)视角去考察。但作为确定刑事法学研究架构的刑事法律关系,其主体应当包含被害人,即应将传统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与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的"三元结构模式"。     

知识产权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关系实证研究——以137个典型知识产权刑案为样本

犯罪是加害与被害之间互动的产物,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应当引入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关系。通过对真实知识产权刑案进行实证分析,从定性和定量的结合角度就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征、规律等问题进行探索。知识产权犯罪有其固有的特殊性,知识产权犯罪人与被害人多为同行、雇佣等密切关系。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增强防范意识,从内外两个方面保护其知识产权,使之免受侵害。     

试论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背景调查

在侦察工作中,侦察人员往往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犯罪现场的勘查与现场访问上,即把侦察工作的重点放在具体案件的发生、发展及犯罪行为造成的具体后果上,而忽视对刑事被害人之所以被害的背景因素的调查,以至使这些因素在侦察破案中难以发挥作用。 被害人的背景,是指刑事被害人诱发犯罪分子产生犯罪动机和目的的诸因素。犯罪案件中,有不少刑事案件是犯罪人同被害人直接接触的。     

契约观：刑事和解的另一种解读

社会契约论预设了国家权力源于公民协商基础上的契约这样一个前提，作为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刑罚权也来源于个体权利的让渡。在刑事案件中，不仅存在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存在着犯罪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冲突关系。刑事和解制度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注重刑法领域中犯罪人与受害人冲突关系的调适，立足于从抽象的国家法益保护转向具体的被害人保护理念的转变，从满足社会“公意”的报应情感到关注被害人的实际利益，注重平复被损害的人际关系。     

暴力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关系特征及过错责任分析

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有一种相互对应、互为依存的社会关系。认真分析暴力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性别、年龄、社会角色的对应关系，对于剖析社会犯罪原因及搞好相应的犯罪预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犯罪被害人往往受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在实际犯罪过程中，被害人常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在暴力犯罪中，被害人的过错责任比例是较大的     

被害人过错责任制度之构建

被害人过错会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产生重要影响，应当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其适用的法理依据有责任分担说和应受谴责性降低说等。其范围界定需要从主体、主观、行为性质以及程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其法律效果包括影响犯罪成立、导致犯罪人刑事责任免除以及导致犯罪人刑事责任减轻等。我国目前仅把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情节存在诸多不足，应当在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刑法总则中对被害人过错做出明确规定。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是 ,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涉第三方移动支付侵财犯罪的定性

与传统的侵财犯罪相比,涉第三方移动支付侵财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并没有面对面的接触,犯罪行为模式也与传统盗窃、诈骗等犯罪有所不同,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类新型案件的定性存在一定的争议。涉第三方移动支付侵财犯罪中虽然被害人对于财物的去向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仍因为犯罪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做出了错误的处分决定,符合诈骗类犯罪的行为特征。同时根据该类具体模式的不同,将其分为被害人主动操作型与犯罪人主动操作型两种,前者应定性为诈骗罪,后者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     

论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

犯罪被害人的被害性是被害人本身的一种特性,是加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时可以利用和必须利用的有利条件,它与被害人的被害原因(加害行为是被害的根本原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具有诱发性、易感性、受容性和转换性等特性,并表征着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的机制与过程.     

未成年被害人角色转换与犯罪预防的几点思考

从被害人角度来研究犯罪预防问题,打破了传统刑事犯罪预防研究从犯罪人角度出发的格局。未成年被害人因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整个社会为其提供特殊的保护。未成年被害人从被害人到犯罪人的角色转换涉及犯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分析角色转换的原因,能够为预防犯罪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