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

中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主流的诉讼理论也是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确立起来的.     

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

中国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确立了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主流的诉讼理论也是以定罪控制为中心确立起来的。然而,法院的量刑依据与定罪依据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缺乏诉权制约的情况下,量刑裁决存在着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可能性。只有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分离开来,并使其具有基本的诉讼形态,公诉权才可以从单纯的定罪请求权发展出量刑建议权的内涵,被告人的量刑辩护才可以成为独立的辩护形态,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才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那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也才可以得到建立。为有效制约法院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程序的公正性,量刑程序有必要从现行审判制度中独立出来。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国量刑程序的理论解读

2010年10月1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开始在全国试行,这标志着一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在中国正式确立.按照这一量刑程序,检察机关可以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出量刑意见,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有义务收集量刑证据,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得到扩大,改革者在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中分别确立了各不相同的量刑审理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确立,对于量刑裁判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和适度对抗化固然有着积极的保障作用,但仍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     

论国家政治决策与刑法的变革

国家政治决策和刑法的变革问题是一个既关涉政治,又关涉法律,特别是刑法的问题;是一个既宏观又微观的问题。深入考察国家政治决策和刑法变革关系发展的历史,认真分析现实中两者关系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两者关系发展之趋势,以求裨益于我国政治之发展和刑法的进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论民事屈从关系——以菲尔麦命题为中心

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产生在菲尔麦与经院哲学家贝拉尔米诺和苏亚雷斯的论战中,对西方的公法和私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私法领域,它却不能涵盖未成年子女与其父母的关系。形成权理论形成后,人们认识到的私法不平等领域越来越多,继从属劳动关系的屈从性被发现之后,又有房屋租赁关系、附随意条件的合同关系、附随合同关系等加入这类关系的行列,甚至有欺压关系之概念的产生,它们催生了一套调整这种强弱不均衡关系的法律制度,质疑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关系的之传统说明的真理性。屈从关系具有保护性,所以,屈从并不等于屈辱。     

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以点的理论为中心

量刑关系到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乃至国家的人权状况。量刑必须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为指导，并合主义要求妥善处理好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关系。贯彻责任主义是尊重人权的基本要求，点的理论是消极的责任主义的必然结论；法官必须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与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并且只能在责任刑的点之下考虑预防犯罪的目的，不能为了一般预防的需要对被告人从重处罚，任何场合都不得在责任刑的点之上量刑。     

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论发展史-以A·H·特拉依宁的理论为中心

前言我们以前研究苏维埃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时,曾提出了作为前提的两个课题.①共中第一个课题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批判》,我们以 A·H·特拉依宁博士提出的《批判》为依据,②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不过,就苏维埃刑法而言,事实上对于特拉依宁博士提出的《批判》,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反映在对近代资产阶级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评价     

论行政决策程序——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三章为例

2008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行政程序的地方性立法,其破冰之举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行政决策程序对贯彻依法行政、建立法制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为例探讨行政决策程序。     

论量刑听证程序的价值与功能——以美国法为范例的考察

美国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包括听证前的社会调查程序和法庭上的量刑听证程序。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通过多方参与,不仅使量刑程序更加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通过让法官接触更多、更全面的量刑信息,促进实体公正。此外,如果将量刑上诉、申诉等因素考虑在内,那么量刑听证程序不仅不会降低诉讼效率,反而会提高综合效率。从功能的角度分析,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能够有效地限制法官量刑裁量权,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拓展辩护空间,扩大检察机关的作用空间,促进量刑程序的公开和透明等。     

二元犯罪论的理论构想——以刑法的精确性与模糊性为视角

近现代犯罪构成理论经历了从精确性到模糊性的发展轨迹,社会危害性理论、违法性及有责性理论是现代刑法企图平衡近代刑法追求法的精确性带来的一元化缺陷的产物,他们意在通过表示法的模糊性来实现法的精确性与法的模糊性的二元平衡设计。而这一平衡的基础是法的确定性与法的非确定性的共存关系,并认为近现代刑法以主客观思维方法为主导地位的一元方法论应该由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二元论所取代。最后,主张以法的精确性与法的模糊性为工具,以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为本体的二元刑法观设计新的科学的犯罪论。     

牧野英一的刑法理论——刑法解释论

<正> 前言牧野,在解释论方面并没有被埋没,在这一领域里也曾费了许多精力,并留下了很多的业迹。其成果集中体现在刑法解释论体系的著述中,在这里,就要把它作为研究的主要素材。牧野作为刑法教科书出版的有明治时代的《刑法讲义稿》和《刑法通义》;大正年代有《日本刑法》(大正六年初版)的名著;这著作,以后管修订再版(昭和五年增订、昭和八年改订、昭和十三年重订版)数十次。《日本刑法》以外,有汇集在新法学全集中的《刑法     

法律殖民与法文化品格的塑造——以澳门刑法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澳门的刑法文化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极具典型性。就发展的历史时期特点而言,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混合管辖权时期(从"单一性"走向"双向性"),殖民时期(法律殖民),非殖民化运动期(去殖民化),非殖民化过渡期(本地化),高度自治期(澳人治澳)。融合中西法律传统的澳门刑法体现出人文关怀、谦抑性、轻刑化等法文化品格。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品格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法律殖民下的澳门刑法如何完成了本土化,并在这个历程中塑造独具一格的法文化品格。这为当下中国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乃至中国法的品格塑造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     

刑法谦抑性语境下的量刑问题研究——以危险驾驶案件为视角

刑法的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本文拟以刑法谦抑性为指导,结合某基层法院审理危险驾驶案件一年来的实际数据,将刑法谦抑性融入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和实践中,分析危险驾驶案件中量刑情节问题,最终得出可以于实践中利用的量刑量化过程.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实体法之维——以刑法为视角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增设三种特别程序的研析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立法机关在其修正案(草案)中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如何理解这三个特别程序的实体法根据,对于协调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现行刑法为视角,会发现上述三个特别程序与刑法相关规范存在明显不协调、不一致之处。对此,在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应予以妥当解决。     

中国死刑控制的程序困惑及其出路——以死刑复核程序为中心

通过司法的手段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明智之举.目死刑复核程序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况下,中国刑事司法控制死刑的效果并不意.为此,理论界围绕死刑复核程序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最高人民法死刑复核权的改革也正在大力进行之中.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在客观上确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中国死刑复核程序存在的问题与为此项改革而得到缓解.而且,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将产生一些令人意想不到又十分棘手的问题.实际上,如果阻碍中国死刑复核程序良性发展的一些背景要素不加以改变,任何有关死刑复核程序方案都注定无期的目的.因此,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正当化既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又必符合一些最低限度标准.     

犯罪本质理论的困境与出路——以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为中心

刑法是规范性、功能性和文化性的统一体。虽然社会危害性说与法益侵害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刑法的功能性要求,但社会危害性说完全消解了刑法的规范性,而法益侵害说则忽视了刑法的文化性。因而,这两种学说在刑法规范意识较为缺乏且具有丰富的习惯法社会实践的我国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发展中均陷入了困境。与此不同,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相结合的规范违反说能同时兼顾刑法的规范性、功能性和文化性之要求,有利于刑法与民族习惯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因而在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建设中应当予以提倡,并应通过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来加以贯彻。     

犯罪构成：刑法谦抑精神的载体——以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为例

英国法学家边沁说，刑法中有两种恶：“一种代表罪行之恶，另一种代表刑罚之恶”。犯罪，虽然是一种极端的“恶”，但它毕竟是“人类所具有的弱点与苦恼的表现”；刑罚，虽然是保全社会所必要的，但它毕竟也还是一种“恶”。由这两点认识     

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只有划清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界限,才能克服刑法解释的恣意性,否则,就会以扩张解释之名行类推适用之实,造成比具有严格限制的类推制度更大的破坏罪刑法定主义的危险。在是否处于刑法条文用语可能的含义之中、是否具有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是否采用了符合形式逻辑的推论和是否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理念出发这四个方面,扩张解释都与类推适用存在构造上的差异。展开合理的扩张解释时,应当遵循一定的操作路径:首先,需要判断所要解决的事项是否属于扩张解释的对象;其次,需要根据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对刑法条文用语的通常含义进行正向扩展,然后根据处罚的必要性进行反向限缩;再次,需要通过法律商谈来检验解释结论的性质;最后,需要通过一种程序性方式,来终局性地解消对实体性问题的分歧。     

论“一刀切”的行政决策方法——以D市政府的节水禁令为例

D市政府“节水新举措”,的决策属于“一刀切”的行政决策方法,这种决策方法普通流行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决策中。本文将结合案例从管理、政治和法律三个角度对这种“一刀切”的行政决策展开分析。作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种行政决策方法都是弊大于利,也不符合科学、民主、法治的决策原则。     

刑事责任论的地位守护与实践解危——以维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

借鉴德日犯罪论体系对我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进行改造或者直接移植用以替代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实际上否定了刑事责任的独立性,从而推翻了现行的"罪—责—刑"中国刑法学体系。坚持刑事责任的独立性有利于刑事归责体系的构建和充分发挥刑事归责的功能,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从而证成中国刑法学体系的合理性。提升刑事责任的地位,应在刑法典中单独规定"刑事责任",以彻底地明晰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展示刑事归责的动态过程,现实地体现刑事责任的"调节器"功能和立法与司法的互动,从而真正造就出"定罪—归责—量刑"的思维链条和实务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