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困境及对策

新疆地区的“东突”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了中国的安全隐患,严重危害了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祖国的统一。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的背景之下,“东突”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和新发展,这对中国的反恐斗争提出了挑战。本文试从“东突”恐怖主义的治理困境出发,提出相应的反恐对策。     

论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治本之策:社会治理+全球治理

建国以来,东突势力从未放弃民族分裂的图谋。在双泛思想的驱动下,东突势力诉诸暴力恐怖手段,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风险源。从东突嬗变的历史及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表明,打击东突恐怖主义的治本之策在于: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实行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的双重治理。     

学术界关于“东突”问题的研究述略

本文对学术界关于“东突”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全文分为三部分：关于“东突厥斯坦”的考证，“东突”问题在新疆的产生与发展，对“东突”问题性质的分析。这些，为“东突”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资料。     

“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成因分析

东突民族分裂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滋生与蔓延的成因极其复杂。双泛思潮在新疆的传播和蔓延为滋生东突民族分裂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不断传入,与东突民族分裂势力合流,使其转变为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暴力恐怖势力;宗教管理的失控致使非法宗教活动猖獗,成为东突民族分裂与暴力恐怖分子不断滋生的土壤和温床;国际恐怖势力的积极扶持,使东突民族分裂势力迅速完成了由单纯的民族分裂势力向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暴力恐怖势力的嬗变,并有恃无恐地从事分裂与恐怖活动;南疆部分地区相对贫困与能源资源十分丰富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被东突分子所利用成为新时期滋生民族分裂恐怖分子的潜在诱因;现实政策的失误与东突分子的频出及分裂与暴力恐怖活动高发之间有着无形的联系。     

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法的实践与困境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害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往往牵涉多个国家 ,因此有效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离不开国际法的支持。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 ,国际社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由于各国在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存有分歧 ,导致了国际法在解决此问题上的困境。而国际恐怖主义的“非政治化”将是促进国际反恐合作 ,进而使国际法走出在解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困境     

论"东突"恐怖威胁的长期性

"东突"恐怖威胁的长期性主要表现在:"东突"在组织上并未被彻底摧毁,其积蓄力量、伺机而动、进一步整合的趋势明显;"东突"的思想理论体系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其赖以生存的土壤依然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反恐双重标准是对"东突"的极大纵容,在国际上打击"东突"势力的形势依然严峻。     

“东突”分裂破坏活动的特点及防范对策

多年来,东突分裂破坏活动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从其产生、发展的脉络中可以总结出东突势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础,三位一体的活动方式、内外呼应的运作形式。防范、遏制和打击东突势力,不能仅着眼于东突势力本身,必须从国际合作、关注民生及热点问题、完善法律、公平执法等各个方面一起努力,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东突"恐怖势力深受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中亚恐怖主义的影响,恐怖犯罪案件呈急剧上升态势。呈现出恐怖犯罪手段多样、残忍,并极力效仿国际恐怖主义,恐怖活动趋向采用"基地"组织的游击化运作方式,选择的作案时间与地点更具有策略性,恐怖分子本土化和组织化程度明显降低等特点。面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网络恐怖渗透的加剧和"伊吉拉特"的现实威胁日益加大的"东突"恐怖活动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安全观,科学认识新疆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艰巨性,建立健全反恐怖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情报信息工作,提高预知预防能力,加大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力度,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甄别、核查力度,健全、完善网络、通讯监管法律体系,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充分认识"伊吉拉特"活动的严重危害,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清醒认识中国面临的反恐困境。     

关于预防恐怖主义的基本策略

恐怖主义主要是民族、宗教极端化的产物,具有意识形态性。对恐怖主义的治理不能只用打击手段,更不能采取"以暴制暴"的极端形式,应坚持"以预防为主、打防结合"的治理策略。具体而言,应从"反叙事"宣传教育活动入手,动摇、瓦解恐怖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极端化意识形态,并通过优化滋生恐怖主义的"能使环境"和采取"隔离接触"等措施,改变恐怖分子的行为进程,并通过控制媒体传播行为,抑制"媒体恐慌"的条件因素,才能有效减轻恐怖主义的威胁,实现对恐怖主义治理的目标。     

全球治理与国际立法模式的转变

本文以对全球治理基本特点的分析为基础,指出全球治理对国际法律规则的创制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际法律规由于立法模式的限制,以及调整对象的局限,严重滞后于全球治理的需要,进而提出必须改进国际法律规则的立法模式。最后,通过对目前关于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变革主要理论的分析,提出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规则创制必须以以民族国家和政府为中心,非国家行为适当参与,主次分明的多元式立法为立法模式。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论"法律至上"的理念

法律至上是法律发展史上一个比较古老的问题,但在现实中的认识并不统一.坚持法律至上,与区别"法治"与"人治",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关系.     

主权观念的变迁与国际法的发展——从国际法体系逻辑起点角度分析

国际法从近代向现代的发展是伴随着主权观念的变迁进行的.近代绝对主权观念的形成受到博丹、霍布斯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认为主权国家拥有至上的权力,是不服从于任何其他权威的绝对权威.这样国际法一诞生就出现了一种内在的逻辑悖论国际法体系规范的对象因为被赋予的绝对主权之故,脱离国际法的约束;被国际法赋予的绝对主权因为从逻辑上而言可以脱离国际法的约束,从而自身被赋予的至上权力失去国际法保障.这种内在的悖论阻碍了近代国际法的发展.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建立在绝对主权观念的弱化从而解除自身蕴含的悖论基础之上.国际法在过去100年的发展历程就是逐渐消除自身蕴含的逻辑悖论、不断完善自身体系和权威的过程.     

“政府法治论”的理论价值

行政法理论基础问题是一国行政法体系主流行政法价值观与核心指导理念的反映。本文从行政法理论基础论证科学的行政法理论基础--由"人民政府论"发展到"政府法治论"的存在合理性与其价值功能。     

精神培植:“六五”普法繁荣法治文化的前瞻思考

法治文化的建设传播是普法工作的基本任务,对促进公民法治人格的养成、规范公权力的法治化运行、推进我国法治化的进程等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六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应更加重视法治文化的建设和繁荣,通过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法治教育载体拓展、法治文化环境建设等可行途径,使人们在法治文化的浸润下将法治精神根植于内心,指导人们合法行为习惯和模式的养成。     

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制度

本文主要探讨了法律规避的概念及构成要件,比较了各国关于法律规避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对法律规避的对象和法律规避的效力这两个各国学者争论的焦点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法律规避的对象应包括外国法和内国法,而法律规避的效力则分三种情况,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国家立法支持。     

双边条约与国际法渊源

条约与习惯是国际法的主要法律渊源,但由于在不恰当的程度上强调作为法律渊源规则拘束力的普遍性和适用的自动性,多数学者将双边条约拒斥于外.事实上,在同一事项上具有相同或相似条款的双边条约并不总是能促进习惯法的生成和证明其存在,双边条约之所以是适格的国际法渊源,就在于其规定了体现当事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则.     

习惯法与拉祜族习惯法论

本文评介了我国法学界对习惯法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应遵循对法律概念的科学界定,是讨论习惯法与拉祜族习惯法性质、地位、任务和价值取向归属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阐明拉祜族习惯法属于法律外的习惯法,并探究拉祜族习惯法的价值取向。认为立足深入调查与研究拉祜族习惯法由来与发展的规律,是不断创新研究习惯法与拉祜族习惯法的最佳途径。     

论经济法的本土资源

在法治建设中对法律移植的过分强调,轻视法律背后的整个社会背景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法律本土资源的忽视。作为规范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经济法,在发展中不可避免要进行法律移植。但同时更应关注经济法本土资源,关注中国的实际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