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的中苏武装冲突秘闻再现——珍宝岛1969

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之战,中苏双方直接投入的参战部队规模仅以营连建制为主,动用的武器也是以轻武器为主,只有少量坦克,交战时间也不过几十小时。但是,就在珍宝岛冲突的的前后,中苏双方在边境集结了上百万的大军,而且中苏双方都拥有核武器,在珍宝岛冲突之后,苏联高层决策者更直接策划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完全可以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具有危险性的一次全面地区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因为爆发一场大战的各种因素已全部具备,最后仅仅是双方最高决策者在启动大规模战争的最后一刻,都做出了缓和局势的选择。之所以没能爆发成中苏全面战争,那是因为中国军队在珍宝岛之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军事力量,虽然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比较落后,但是中国军队绝非弱旅,完全有能力给予入侵者以沉重打击!历史再次证明,只有我们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战争才能远离我们!     

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崛起撼动了西方和亚洲大部.然而,作为这一崛起的关键——毛泽东对中苏保持"永久"友好关系的期冀,却在20年内迅速落空.尽管华盛顿没能及时迅速地抓住这一机会,但对西方来说,中苏分裂的确是一笔巨大的战略收益.中国50年代的崛起最终并非一出完全成功的大戏,它因毛泽东拒绝苏联模式从而引起莫斯科的愤怒回应而受阻.     

苏共二十二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苏条约》签订12周年纪念活动探微

1961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恶化了已陷入僵局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是,1962年2月两国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2周年的纪念活动,成为1951年以来最为冷清的一次。这表明,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双方都对该条约维系两国同盟关系的作用及其象征意义丧失了信心。本文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试图从这一特定视角来审视当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一辆坦克引发的中苏武装较量

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武装冲突，这场冲突甚至差点引发中苏之间的核战争。它使珍宝岛这个乌苏里江上原来毫不知名的小岛也一下子闻名全世界。珍宝岛之战中，中苏军队还曾进行过一场鲜为人知的坦克争夺战。     

试析中苏论战对中共和中国的消极影响

中苏论战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更大.对中共和中国来讲,中苏论战对中共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产生重要影响,加剧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和教条主义倾向,是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进而恶化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环境.     

中苏分裂与越南劳动党对国际共运的认知和表达(1960—1964)

20世纪60年代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的时期,而此时中苏关系由两党分歧逐步走向两国关系的破裂。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希望获得中苏两国援助的越南不得不面对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60年代上半叶,越南劳动党对中苏分歧和国际共运的态度发生了从"避免评论"到"反帝反修"的变化。同时,中苏分歧和分裂也成为一种"镜像",促进了越南劳动党"独立自主"话语的生成,成为越南70年代政策调整乃至80年代"革新开放"的思想前提。     

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与中罗关系

布加勒斯特会议是中苏论战的起点.罗马尼亚从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不太积极,到莫斯科会议期间比较积极地追随苏联介入中苏论战,其对华立场和中罗关系都有明显的变化,其对外政策追随苏联的特征得到了充分体现.应更客观地评价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对华立场,更为深入地剖析布加勒斯特会议后罗马尼亚转而积极追随苏联反华的原因.     

1962年为何让印军“打绿旗”

俗话说,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虽然我国对所有邻国一视同仁地实行睦邻政策,都主张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它们通过谈判协商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但是与邻国印度之间的边界问题,却并未像中缅、中尼、中阿、中巴边界问题那样得到圆满解决.不仅如此,还在1962年冬,在中印边境发生了一场军事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进行了一场历时一个月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库尔德族问题——中东的新热点

2007年,大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从伊拉克北部地区越过土伊边境,相继袭击土耳其军事目标和政府军分队,导致多名军人伤亡.这大大激怒了土耳其国内的民意,土政府也作出了强烈反应,表示要不惜任何代价,对盘踞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并在土伊边境,集结重兵,准备越过边境开展"清剿活动".     

意识形态大论战时期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以“中苏条约”签订两次周年纪念活动为特定视角的解读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分裂趋势日益明显。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之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主旋律是意识形态大论战,双方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苏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的纪念活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显得相对冷淡,表明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无法维系两国传统的同盟关系。我们可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和支撑,从这个特定视角来管窥这一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回顾与思考——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上)

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一种合作关系,它是新的中苏同盟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苏两国关系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苏军事关系既包括两国之间提供军事贷款及武器装备、培训军事人才及交流军事技术等一般意义上的相互援助和协作,又包括在战争状态下双方之间的协同作战,以及在和平时期双方为保障国家安全、进行国土防御而采取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 就总体言之,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1953年。在中苏同盟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不仅有力地保证了中国新生政权的稳固,而且还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步实现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阶段中苏双方的军事合作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推进了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 第二阶段,1954—1957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和平建设时期。在动员全国力量投入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苏联继续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高科技武器装备),以保障自己的建设环境。而苏联在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经济援助的同时,也希望进一步     

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变迁

中苏友好协会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针对具体国家的友好组织。伴随着中苏关系从友好、分歧、恶化、分裂到恢复正常化的全过程,中苏友好协会经过数次调整,逐渐从一个会员人数庞大、组织严密的群众组织转变为党的宣传工具,又从党的宣传工具演变为政府外交的辅助性机构,最终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转变中走完了它的历程。厘清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及其沿革,可以更好地认识中苏友好协会在新中国内政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把握中苏关系的发展脉络。     

邓小平与中苏大论战

邓小平是中苏大论战的主要当事人和中方主要代表之一,在论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反思中苏论战这桩历史公案的时候,把当年那场争论明确划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政治领域干涉与反干涉的恩恩怨怨,其二是意识形态领域理论争论的是是非非.就两个层面的反思而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其结果可谓殊途同归,无一不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既是毛泽东未能完成的探索的继续,也是对"九评"理论基础的根本颠覆.     

论中苏两国的新型关系

去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高级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宣布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邓小平把这次会晤的重大历史意义概括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戈尔巴乔夫表示完全赞同,他说:"一个很长的相互疏远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们将要共同缔造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

从1957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进行了大论战.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与赫鲁晓夫争锋相对、寸步不让,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示了他卓越的外交才华.     

一致与冲突:斯大林模式与中苏关系的演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形成并确立的斯大林模式 ,既是一种高度集权、政治驱动的“赶超型”发展模式 ,又是一种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 ,同时还是一种强调与资本主义社会对立、对抗的外交体制。新中国自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外交政策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 ,斯大林模式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演进有着主导性影响。文章从斯大林模式角度 ,分析中苏两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政治意识形态上、对外———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上的一致与歧异 ,进而如何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申根机制:局限与前景

作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边境管控机制,申根区在应对跨国公共卫生危机时本应享有较大的制度优势.然而,尽管申根区围绕内部边境临时管控和外部边界管理一体化已形成了一系列既有的制度安排,却未能及时有效防控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实表明,申根机制的既有制度安排并不足以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严重的跨国公共卫生危机.面对未来可能暴发的类似危机,申根机制有必要围绕内部边境临时管控和外部边界管理一体化进行制度重塑.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 ,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 ,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 ,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 ,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 ,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 ,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 ,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中苏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去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了高级首脑会晤,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这次历史性会晤,标志着中苏两国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敌对和隔阂之后,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同时中苏两党的关系也随之正常化。两国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走到了一个新起点。今年4月下旬,李鹏总理应邀对苏联进行回访。当此之际,概括回顾两国过去所走过的一段曲折历程,分析其变化情况,并对今后发展的前景作些展望,这不仅对珍惜和维护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且对将来中苏关系的更进一步的开展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中苏两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中苏两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始于中共初创时期,并经历了曲折的历史。1919年7月—1935年1月,中苏两党关系相当密切,中共得益于苏共帮助同时也深受其害。自1935年起,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中共在实际斗争中逐渐争得独立自主地位。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中苏两党相互关系主流是好的、健康的,尽管两党关系不无问题,但相互信任与真诚合作居于主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党关系逐渐发生变化。1949年10月—1956年1月,中苏两党友好关系续有发展但暗流涌动。1956年2月—1960年3月,意识形态分歧加剧导致两党关系日趋紧张。1960年4月—1964年10月,理论纷争与利益冲突相交织引发大论战。1964年10月—1982年11月,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1982年11月—1989年5月,两党关系正常化道路漫长且步履维艰。1989年5月—1991年8月,两党关系正常化后的友好交往好景未长。考察中苏两党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我们可以认识到,中苏两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中国革命、中苏两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走势和世界格局的演变。对之进行梳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史、国际共运史乃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