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政策执行的主体、手段、监督三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澳大利亚多元的政策执行主体、综合的执行手段、高效的执行监督为卓有成效的陆源污染治理奠定了基础.同时,反思中国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的现状及不足,并从澳大利亚陆源污染治理政策执行主体的广泛性、执行手段的多样性、执行监督的有效性等方面吸取有益的经验及启示.     

区域海洋管理中的利益冲突与合作治理

区域海洋管理是适应海洋管理发展的新模式。基予以利益为视角的区域海洋管理的需要从利益层次角度对区域海洋管理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解构,分析海洋治理中各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海洋管理中的政府间依赖、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伙伴关系,发挥各管理主体的功能,形成一种区域海洋管理视域下的海洋管理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海上安全“陆源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以舟山市普陀区为例

随着海洋经济迅速发展,海上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走私偷渡、越界捕捞、船民纠纷等案事件多发,并不同程度向内陆传导,对社会治安防控造成了一定冲击。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加强海上安全治理刻不容缓。在当前浙江省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革和“公安大脑”建设的大背景下,公安机关需以现代警务模式为牵引,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载体,坚持技术、机制、体制“三轮驱动”,探索“陆源治理”的实现路径,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有力护航“海洋强国”战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海洋治理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海洋战略形势正发生深刻变革,海洋地缘战略竞争不断加剧,海洋"公地悲剧"日益严峻,在此形势下,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构建海洋安全共同体、海洋发展共同体和海洋责任共同体三方面要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为解决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中面临国际认知赤字、海洋二元秩序障碍、海洋地缘战略争夺阻力等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应着力完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制度化建设,打造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区域生态风险治理中主要利益体间的博弈分析

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出发,论述了在区域生态风险治理过程中不同利益动机及其博弈行为,具体来说是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和企业与公民之间的博弈。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生态风险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和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同时需要政府加大对存在潜在生态风险的企业进行规制和惩戒力度,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     

政府治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

虽然民主与权力在逻辑和实践上都是难以相容的,但民主与集权的博弈贯穿于人类不同阶段的政府治理过程。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决定了农业社会的高度集权与有限的民主,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政府治理,强调的是精英民主,在后工业社会,服务型政府是实现政治民主的政府治理模式选择。     

微博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分析

微博时代的到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微博以其独有的特性让治理主体变得多元化,结构变得扁平化,治理过程更公开透明,政府决策更科学民主的同时,也给政府治理带来新的问题。本文通过阐释微博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影响,以及微博给政府治理带来的新问题,探讨政府如何善用微博推动治理转型,为政府正确利用微博平台进行治理提供政策建议。     

基于利益博弈视角的城市治理研究

城市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城市实验。从利益博弈视角去透析现代城市治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城市治理的实践困境,依循“多元互动、协同共治”这一基本理念,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一种与现代城市型社会相匹配的“政府负责、企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模式,是城市治理的创新之道,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适应现代城市型社会需求,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实践进路。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分工与合作研究

本文主要是探讨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在合作型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首先提出中办关于社区的两个文件是合作治理的思路。接着探讨社区治理主体的分工与合作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政府对社区建设要履行"掌舵"的职能,社区自治组织要履行"划桨"的职能,要逐步完善社区与政府的合作机制。     

关子公司治理目标的分析

公司治理目标是公司治理机制优化的前提和方向，公司治理目标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从趋势看，股东利益最大化终将会被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所替代，而这一新的公司治理目标对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机制设计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司治理变革应有助于公司治理目标的实现。     

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的国际比较

企业治理结构是一种契约制度,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企业治理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决定企业内部决策过程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方法;外部治理则是以外部市场来约束企业,这些外部市场一般包括经理劳动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不同的国家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起的作用不同,同时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结构也有差异。总的来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可分为两类：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本文着重于这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     

利益冲突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困境与行动逻辑——以黄海海域浒苔绿潮灾害治理为例

新的时代背景下,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海洋环境的跨地域性及环境治理本身的公共性等特征,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着诸多问题,治理效果不甚理想。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发现,多元治理主体内部及主体间利益冲突是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基于"事件情境—行动过程"的研究思路,多元利益协调下海洋环境治理的行动逻辑,应从制度安排、利益补偿、利益争端调解和利益共享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化解利益冲突,提升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质量。     

乡村治理中行政权与村民自治的博弈

政府的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两个核心内容,二者之间能否实现有效衔接和互动直接影响到到村民自治的效果。目前由于村民自治相关法律不完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任务重以及农民自治意识淡薄等原因,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许多冲突,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对村民自治的不当干预。为此,需要通过完善法律、创建服务型政府、提高农民民主意识及建构司法救助机制等来寻求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平衡发展。     

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历史必然与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不仅是贫困治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也是贫困治理的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这种历史必然,是由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是顺应全球治理模式革新的时代应答,是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时代选择,是提升贫困治理绩效,满足贫困结构和帮扶需求多样化变动性的时代需要。要开创多元主体多维联动的脱贫攻坚大格局,必须着力构建好切实可行的协同角色认知机制,科学管用的协同理念引领机制,高效运转的协同行为优化机制,务求实效的协同能力提升机制,统筹兼顾的协同利益平衡机制,全面有力的协同文化培育机制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海洋治理中的制度设计:反向建构的过程

一直以来,国际海洋制度的变迁呈现出以传统霸权思想为主导的排他性、扩张性和无序性特征,形成从内到外的诉求表征和自上而下的需求导向,最终达到以理性选择和规范性约束并重的制度演变.制度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视角,对优化制度应对全球性问题和促进集体行动有着重要意义.该理论以反向路径研究个体对制度本身的影响,着重讨论制度形成的起源,强调类似于理性主义的选择过程,打破了关注制度对个体的约束和协调效应的定式思维.探索以制度困境、设计过程和设计特征为主的要素分析,强调理性主义之外的规范性、关注要素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横向效应,从宏观的角度解释推动国际制度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借鉴.     

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村公共经济治理的博弈分析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经济发展非政治均衡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经济的有效治理不仅有赖于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政府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适,更需要有以充分表达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坚实的博弈平台和完善的博弈机制。     

企业内部举报人制度必要性的博弈分析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良莠不齐,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监管已经不能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在这种监管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呼唤企业内部的“吹哨人”.现阶段企业内部举报人制度并不完善,而完善健全的制度都建立在企业内部举报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上,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来探究企业内部举报人制度存在的有用性十分必要.     

数据治理、数字治理与数智治理：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

从古至今,真实性与有效性始终是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字中国时代,数字空间的出现以及数字中国的治理需求催生了数字政府这一新的政府形态。从实体政府到数字政府的形态变迁并未改变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据治理与数字治理正是数字中国时代政府对真实性与有效性治理的双重回应。然而,随着数字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已有的治理方式难以满足数字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数智治理作为人文智慧与数字智慧融合的产物,其通过数据智能化治理和数字智慧化治理的方式对原有的治理方式进行智慧化升级,是面向未来的数字政府治理新形态,更是通向未来的善治之路。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有效治理机制研究——对C市H村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乡村利益博弈的研究则是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底线问题。通过对公共利益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等不同类型征地拆迁补偿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和政府并非一对截然对立的关系,农民也不是天然的权益受损者。博弈是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补偿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目的性对抗。农民的合法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施政伦理相契合,进而保障了农民的争利行为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有意保护,为农民和政府的利益整合创造了条件。     

权利与利益的博弈——“拆迁自焚”事件之法经济学思考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城市房屋拆迁已经演化成最易激发矛盾、引起冲突的领域之一。近几年频频发生在拆迁纠纷中的自焚事件,更是将此问题推向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该事件本质上是被拆迁人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之争。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博弈模型,再现自焚事件中被拆迁人与开发商之间"权利与利益"的博弈策略和过程,指出公平、规范的博弈平台的缺失,致使以"命"博"利"成为一种经济的选择,也注定了这种强、弱两方博弈的悲剧性收场。基于这样的认识,探讨化解这类冲突的可行性路径,应该建构一整套公平、透明的博弈规则,扶植博弈方中的弱者,抑制博弈方中的强者,实现各方利益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