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环境与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产业的发展依赖于文化产品及其市场的繁荣，而文化产品及其市场的繁荣又有赖于健全的法治环境。著作权法律制度在保证文化产品的产出的同时，又能促进整个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在实现保证创作者利益之形式正义的同时，达成实现文化产品共享这一实质正义之目的。建立健全著作权法治环境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需求。     

论经济法是二次分配的法——从经济法的价值功能谈起

经济法最大的功能在于对市场无法实现自治的范围进行调整,是权利义务的再次分配。经济法的价值是追求实质正义,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二次调整,实现对社会财富和利益的二次分配。     

环境正义与可持续性公共治理

环境正义在本质上是关于环境利益与环境责任的公平分配问题。它在种际、国际、代际以及区域间、群体间表现为不同的形态。环境正义事关人与自然的和谐、事关社会秩序的稳定、事关人类的永续发展。可持续性公共治理是区别于运动式治理的一种新的公共管理典范。通过可持续性公共治理来实现和维护环境正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超越、多元环境治理主体的整合、环境利益的分配与协调、环境责任的划分与追究、环境信息的公开与共享、环境决策的开放与规范、环境事务的参与和监督、环境政策的伦理审查等十分重要。     

城乡环境正义:问题、原因及解决路径——基于多维权力分布的视角

城乡环境正义是环境正义问题在当代中国的重要表现形式,其实现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较多,其中环境权力的分布不均是重要诱因之一。从多维权力分布的视角出发透视当代中国城乡环境权力分布状况,发现城市在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和生产性权力的分布上相对于农村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严重阻碍了城乡环境正义的实现,必须从权力结构调整的视角出发改革既有的环境管理体制,改变现有的城市精英主导的环境话语体系,构建城乡一体的环境共同体,从而推动城乡环境正义的实现。     

环境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问题——评哥本哈根峰会中的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也关系到各国的利益,关系到全世界的环境正义。从环境正义角度看,哥本哈根峰会给予我们以典型的启示。我们要坚持环境程序正义,协调好环境议题和发展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坚持环境分配正义,实行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我们要坚持环境补偿正义,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应该自觉增加减排透明度。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及其中国语境启示

自由主义正义传统受制于历史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始终秉承维护特权阶级利益、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一终极价值指向,终难摆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具有抽象性和虚假性的"形式正义"的桎梏。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无产阶级立场寻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之路径,以政治经济学为批判工具,揭示了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资本主义实现方式及其历史局限性,致力于从更高级的"异质社会"层面思考人类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实现问题。秉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旨归,马克思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作为正义社会的实现路径,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作为正义社会的根本分配方式,其正义观具有"实质正义"的性质,实现了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性重构及超越。马克思正义观作为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公平正义理论,对我国现阶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体制性症结及解决思路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其体制性症结除了地方基层政府不依法行政外,主要是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机制无法完全发挥作用;此外,在一些特定领域,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被侵害后,找不到利益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要从体制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健全引导公民参与法制建设的合理机制;借鉴西方国家的司法接近正义理论,完善公民利益诉求制度。     

休谟寻求整体秩序的正义观浅析

大卫.休谟是英国1 8世纪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其关于正义起源的看法在西方伦理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分析休谟正义观寻求整体秩序时的利益取向问题,并与柏拉图的相关正义思想相比较,可以增进对休谟正义观的认识。     

利益衡量方法的司法适用思考——基于274份裁判文书的考察

我国司法界对利益衡量方法给予了较高关注并在实践中自觉加以运用,其司法适用呈现出案件数量上升、案件类型较为集中、案件涉及地域较广的现状。从简单案件中的主动适用到疑难案件的被动适用、从追求正义的能动性到结果导向的妥协性、从基于前见的初步判断到基于规则的结果证成,这些特点同时存在,彰显了司法能动主义和克制主义的双重功效。利益衡量方法的司法适用有着基本的目标追求,实质判断阶段应追求现有法制框架内最大的正义,实现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平衡;结果证成阶段应追求衡量判决的最大可接受性,实现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的契合。     

程序正义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程序正义有利于平衡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确保正义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单从理论上遵循自主、公正、理性三原则进行的制度设计以达到程序正义的目标,在实践中却受到来自人性的弱点和程序自身的干扰,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同时也体现出程序正义并不能独立存在而有赖于实质正义的评判标准,但是二者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正义,殊途同归,还须回归制度建设的道路上来,在制度建设中贯彻正义之原则以最终趋向程序正义。     

罗尔斯正义原则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超越

自近代以来，功利主义观在西方理论界占支配性地位，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正义观存在三大理论缺陷，他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对抗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以他的“正义优先于善”的思想反对功利主义的“善优先于正义”的思想，突出了“正义优先于善”的正义观，实现了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思想再认识

正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是马恩在批判各种非(反)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义思想:制度正义和德性正义是正义的实现路向,分配正义、参与正义、承认正义和环境正义是正义的四维内涵,和谐世界则是国内正义的拓展与国际正义的呈现,并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的立体型内容。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的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第11条是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在婚姻法上的具体运用,其反映了对"善意买受人的信赖利益"的保护。但该条在现实中不具有适用可能性,无法实现为解决审判实践中的争议提供裁决依据的目的。应对其进行修改。     

地方政府应对“环境冲突”的现实策略及其路径选择

环境冲突的频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环境冲突"政府应对的行动选择上,地方政府通常遵循的是"不出事"逻辑与"策略式"应对,在具体的策略上主要是"运动式"应对、"利益共谋式"应对与"变通"应对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但未能充分实现对环境冲突的有效应对,反而囿于应对策略的失当使得社会风险泛滥和环境正义偏离。研究认为,革新环境冲突的地方政府应对方式是消弭环境冲突的必然途径,可以通过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改变泛政治化的行政取向以及重建多元协作的治理格局,来实现环境冲突的有效治理。     

农村环境抗争的动因分析及治理路径选择——基于环境正义的视角

环境问题的恶化已成为阻滞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诱因。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环境抗争呈现出一种多发态势。作为环境抗争中的重要一环,农村环境抗争尤为引人关注。农村环境抗争不仅具有利益导向的特征,同时还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导向。农村环境抗争具有复杂性和"弱组织化"的特征,受制于城乡环境不正义的现实状况。因此,建构和完善城乡环境正义的制度环境,优化城乡经济结构,承认农村环境的生态价值,建设城乡一体的环境社区和环境共同体,成为农村环境抗争治理的可选路径。     

分配正义的两种理论: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

本文从公正、公平、平等、正当、合法诸辞源意义上使用“正义”的概念。 分配的结果正义由事物的因果关系决定,它主要是一种内容正义、道德正义、特殊正义和具体正义,它的着眼点在于社会利益或价值(权力、权利、财富、地位、荣誉、责任等)在一定范围之内由谁来分、分给谁和分多少的问题。因为每个社会不同的阶层、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和主张,故而在利益分配的完成状态上难以达到公认的最佳。纯粹追求分配的结果正义,往往导致先要在社会成员内部寻求一个特殊的、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来主持分配,其他社会成员则把自己的分配决定权转让给这个超然的力量,分配的最终状态是否令人满意就取决于这个超然力量的道德能力。而事实证明超然于所有利益之上的力量——人或机构——从来不存在。     

试论柏拉图的正义论对和谐社会的启示

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系统地论述正义的哲学家,他把正义视为诸德之首,在文中将正义分为两个部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全面认识柏拉图的正义论,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意义.在个人与社会的层面上架起意志力协同情感、乃至利益的一致性状态.     

新企业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实务操作的影响

2006年2月,一份由财政部正式发布的,包括39项企业会计准则和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中国新会计准则正式出台,并将于2007年1月1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推行。业内人士认为,新会计准则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该文首先对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内容体系进行了简要阐述,结合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阐述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新企业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实务操作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     

特殊的主体与普遍的诉求:环境正义的多维张力与进路

从表面看,环境正义问题表现为环境弱势群体权益与风险的失衡,是特殊群体特殊诉求的呈现。但究其根本,在特殊主体的背后却存在普遍的社会正义诉求。普遍性与特殊性在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与环境分配不公、权力结构的层级性与环境制度不公、表达渠道的通畅性与环境参与不公、信息资源的对称性与环境认知不公、身份地位的平等性与环境承认不公等之间形成了多维张力。环境正义的实现,需要在张力的平衡中寻找多元进路。     

超越部门立法

利益博弈进入立法领域,要求对立法程序的公正有更高的标准追寻近年立法的进展,如物权法、劳动合同法、企业所得税法、反垄断法等,会发现不同法律或其草案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依法办事,即是公平。而在初始法条制定中体现公众利益,平衡各方博弈,方能达到“正义”目标。由法律正义保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