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视角下士绅群体的法律人角色与民间自治——以浙江士绅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群体自觉地维护着基层政治秩序和传统文化秩序。传统的士绅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格,他们隆礼尊法、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士绅阶层借助绅权,积极参与民间基层治理,并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正是由于士绅群体的积极参与,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异常稳定。而由于士绅深谙儒礼,又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法治点缀上人性柔情的伦理色彩。     

中国现代小城镇小说中的士绅形象

士绅是传统中国文化和乡土基层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权阶层。现代小城镇小说通过一系列士绅形象的塑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时积极发掘士绅阶层特定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客观地揭示了士绅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分化与没落。     

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的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属于中央集权下的“行政真空” ,地方社会的操纵权主要被士绅等精英阶层所把持。这一结构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已有变革趋势并逐步呈现一些现代化特征 ,特别是 2 0世纪 30— 40年代 ,国民政府推行以县域为核心的地方行政改制并仍然断断续续地实行保甲制 ,使国家权力向广大农村社区渗透并有所扩张。因此 ,民国时期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变迁与地方社会控制问题 ,日益受到国内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与重视。     

论明清士绅研究的演进脉络——兼谈从“富民”观察“士绅”的重要意义

近80年以来的明清士绅研究，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官僚制、土地占有形态及相应生产关系相结合，形成国家统治论、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支配论；或将士绅的身份与基层社会、地方民众相结合，形成双轨政治论、真空填补论和家乡情结论；或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观察士绅阶层的兴起、持续与衰落过程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或将士绅等精英群体与特定“场”或“场域”相结合，形成地域社会论和地方策略等场域精英论。这些研究呈现出从国家、社会到地域，从身份论转向功能论，以及从政策决定到资源策略等研究视角、研究取向、研究逻辑的变化。而从“富民”观察“士绅”,有利于从宋元明清的整体性、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经济因素的基础性作用来揭示明清士绅的社会属性，避免以往研究对于地域性、身份性和策略性等因素的过分偏向。     

清末乡村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主要观点有三个：即皇权政治、乡绅政治和宗族政治。“皇权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从来都是在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及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皇权控制清末乡村社会的一切。“乡绅政治”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的三角结构。在清末，国家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各村庄是相对封闭的，村庄内各阶层中最上和最下层与外界关系较多，国家对村庄的联系是通过乡保进行的，而乡保是国家与士绅之间的缓冲器，各村庄是由士绅…     

论中国知识界与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绝缘”（1789-1889）

1789年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它迟迟未能进入近代中国知识界的视野,这主要归因于晚清三个思想主体——士绅、新兴知识分子和新式商人的独特性。士绅阶层的超稳定结构和士绅对专制秩序的忠诚度阻碍着＂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传播;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导向的新兴知识分子难以引进现代革命思想来改造中国;新式商人是晚清社会体制的利益攸关者或既得利益者,更不愿引入现代革命思想去打破旧有的社会秩序。     

古时乡贤的推举方式与作用的发挥

中国有着悠久的基层社会治理传统,常以年岁、德行及能力为标准推举乡贤,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乡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代王朝在基层体制设置的三老、父老等,另一类是选官制度中的文教与德行标准所引导形成的士人群体。从东汉世家大族到魏晋门阀士族,再到明清士绅,士人都在地方社会中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指导着社会生活,并充当着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乡规民约的历史嬗变及当代价值

乡规民约是在乡贤士绅、族长等地方精英的主导下,由村民广泛参与,自愿、自主、自发或由政府提倡、强制制定的一种对局域内全体社会成员日常生产生活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诉求。它立足地方实际,或有文本表述,或直接由民间俗语方言口耳相传,具有地方性、准法律性和易传播性。乡规民约是由某一区域居民自愿制定的,其必然综合本区域内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经济结构等各种因素,其覆盖控制的范围在古代通常是“一里”,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自然村。[1]乡规民约是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软法”,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数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绅权不上朝”,地方士绅与皇帝共治天下,而士绅治理乡土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具有准法律性的乡规民约。     

民国时期乡村绅权嬗变的区域性研究——以苏南为中心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士绅阶层蜕变为多元化的异质群体,士绅的权力也随之产生变化：基于传统身份的文化权威道德教化功能开始减弱,一部分士绅通过进入国家科层体制实现了组织化,绅权与基层政权合流,另一部分士绅进入工商界成为绅商,他们凭借其在兴办实业中取得的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乡村社会中重要的影响者。     

“科举废、革命兴”：论清末新政中的革命因子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使原有的人才选拔制度为之中断，也使传统的社会运转体系和社会思维模式遭遇空前挑战。社会精英趋向多元，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回落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 1905 年后出现了疏离。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士绅阶层的分化和政治参与多元化的加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原有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关系，并进而激起强烈的社会震荡。原本自我改良的清末新政，结果却愈改愈乱、愈革愈糟，不仅从内部加速了清制的终结，而且为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清士绅对文化名胜的传承——以湖北黄州为例

明清时期地方社会的士绅群体已经形成,成为地方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人,是国家政策的解释者,在对本地文化名胜的保护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湖北黄州为例,士绅对文化名胜的保护传承包括维修古迹、立祠祭祀、兴建书院、赋诗作记、考证溯源、保存文物等几方面,以此为基础探讨士绅传承文化名胜对促进地方文化发展的意义。本文旨在揭示明清士绅阶层所承担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探讨士绅在地方社会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对今天名胜古迹的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国家、官绅与社会:清代州县佐杂官治区分防与治理——以元和县为例

清朝在那些距离地方权力重心窎远、秩序紊乱的基层区域,往往派遣佐杂官(如县丞、主簿、巡检等)执行分防任务,以强化区域治理。在实施过程中,分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佐杂官自身,而且取决于佐杂官与耆老、绅衿等地方势力之间能否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否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获得支持。晚清时期,地方团练普遍兴起,遇警招募乡勇渐成常态,这一由地方士绅创建的民间武装力量,成为维护基层治安的支柱性组织,而以佐杂分防为代表的官方基层治安体系逐步成为象征性符号。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

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是国家实现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最直接载体，也是检验国家对城市社会控制强弱的显示器，城市基层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可以折射出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强弱衍变。笔者在对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调查过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政府主导的以社区制建设为方向的城市组织体制改革正悄悄地使城市基层社会的权力分布发生迅速变化，这是政府为适应城市建设的更快发展而采取的适应性调整，虽未触及整体框架的变动，但从基层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政府的许多政策创新与组织创新都明显地促进了基层政治权力的分化和重组，使国家与社会之…     

中国传统乡村中的士绅与士绅理论

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绅权是非常重要的权力之一.代表绅权的士绅更成为地方权威的代表,他们使国家的行政权和乡村自治权融为一体,是传统乡村政治的重要纽带.本文在对士绅概念做出界定,并对其权力来源和社会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对作为一种理论视角的士绅理论进行必要的总结.     

运用激励机制 焕发基层妇联活力

运用激励机制　焕发基层妇联活力邹一“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基层妇联是妇女工作的基石和源头，担负着联系妇女、宣传妇女、组织妇女、团结妇女的重要责任。要想焕发各级妇联组织的活力，树立妇联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印象，使妇联组织能有效地推动妇女群众的...     

清末新政中江苏士绅立宪活动述评

清末"新政"时期,江苏士绅在参与立宪的物质基础、组织力量和理论基础等方面表现独特.谘议局是清末"新政"要目之一.在江苏谘议局这个合法的舞台上,江苏士绅的立宪意识日益勃发,立宪行为日益成熟,主要表现在他们主动参与江苏谘议局的筹备,所提议案涉及社会事务各方面.江苏士绅的立宪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论警察社会控制的合法性危机

警察从产生之日起就是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警察社会控制的合法性却面临空前的危机,甚至出现了多起袭警事件。这主要是由于警察职能定位不清,基层民警疲于奔命却效率低下,降低了社会对警察的信任。另外,有关维护警察权威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网络舆情缺乏有效监管也是导致警察合法性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家和公安机关自身都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警察化解危机,重塑警察权威。     

延续与断裂：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

城市治理体制的变迁集中展示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发展演变的规律。通过对单位体制、街道体制和社区体制的梳理，发现影响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的延续要素包括政治教化的观念制度、柔性渗透的权力体系以及快速高效的动员机制，断裂要素包括单向强制的社会沟通、国家控制的资源调配以及情感纽带的空间格局。在两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呈现出“国家吸纳社会”的特征，具体包括与国家总体制度要求相适应的价值与规范，与国家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国家参与下的城市基层社会民主协商，国家引导下的城市基层社会力量培育。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分享权力与重构秩序

当前基层社会管理创新面临单一性与多元性冲突的困境，其所折射出的核心问题就是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权力失衡所导致的行动无序。突破困境需要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思维，与社会分享权力，增强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升他们对政策议程提出、制定及其执行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城市资源控制、影响及其运用的能力，提升他们对合法权益主张、维护及其保障的能力。     

“科举废、革命兴”:论清末新政中的革命因子

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使原有的人才选拔制度为之中断,也使传统的社会运转体系和社会思维模式遭遇空前挑战.社会精英趋向多元,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回落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1905年后出现了疏离.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士绅阶层的分化和政治参与多元化的加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原有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关系,并进而激起强烈的社会震荡.原本自我改良的清末新政,结果却愈改愈乱、愈革愈糟,不仅从内部加速了清制的终结,而且为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