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的犯罪构成分析及其相关思考

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在中国正在构建形式主义法治的今天,其重要性尤为突出.犯罪构成理论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理论的体现,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很好地使社会危害性与刑罚衔接完美,但在某些场合却会使两者出现裂痕,许霆案就是一个体现.基于维护形式主义、保持刑法威严的要求,法官应当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弥合这种裂痕.     

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正义是刑法与生俱来的品格,刑法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彰显刑法被专制社会抛弃的正义品格的过程。刑法现代化进程发端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但是有其深层的制度和经济根源。物质基础决定了一国法律制度的构建,取舍的标准即正义,终极状态是接轨。司法是实现正义的关键所在,但是司法只能让人被动守法,主动自觉守法的状态有赖于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培养信仰的途径不是简单地将刑法神圣化,而是先将刑法平实化。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及其实现——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定性研究

本文从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说起,提出了要不要和如何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通过论述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与价值的外在要求、明确性、确定性及价值法定原则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体现,对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的定性进行分析,并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提出了新的建议.     

刑法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与解决路径

刑法司法解释或法外立法，或与刑法规范内容相冲突，或背离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因此，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溯求，转变旧有的刑法司法解释观，防止越权解释，对于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科学解释刑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环境刑事保护之行政从属性研究

犯罪构成要件的行政从属性是指立法者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部分内容授权给行政权加以填补,只有通过行政法或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才能确定行为人是否该当构成要件。应当采取必要的司法和立法措施以防止行政从属性对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明确性原则带来的挑战:一是加强刑事立法中授权行政法规的明确性,严格限制对部门规章的授权;二是在构成要件从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时,法院除了应对行政行为进行形式审查,还应当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     

论我国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正当性

通过对相关问题的全面考察可以看到，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它能够合理地解决我国刑法理论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仍应坚持这一理论。     

应然论说与实然的评说－对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国特色”透析与质疑

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中国特色有消极侧面,又有积极侧面,既蕴保价值,又蕴保护价值。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检讨入手,确证了罪刑法宝原则在机能和价值定位上的执一性;只能是限制机能和保障价值。并且指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冲突。故而应予破弃,以还罪刑法定原则之本来面目。     

浅谈修订后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关于定罪量刑的一般准则。它是刑法特有的,并贯穿于全部刑法、能够体现刑法基本精神的原则,是刑法的核心和灵魂。修订后的刑法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价值指引下的刑法解释——以罪刑法定原则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在于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协调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人权保障之优先.由此决定刑法的解释应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性限定条件;以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为补充性限定条件.相应地刑法解释应采用限制解释、当然解释、扩大解释及作为价值补充的类推无罪解释方法.     

试论刑法中的不确定性规定

重新修订后的新刑法并没有完全走出“类推”的阴影,许多条文中的“不确定性”规定就是其中表现之一。这又给刑事执法活动带来了诸多不便。本文试就新刑法中“不确定性”规定的弊端和原因作一些抛砖分析。     

罪刑法定原则与公正司法

刑法观是人们对刑法性质、功能、犯罪、刑罚、罪刑关系、刑法制定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心态的总称。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是建立在法律的绝对完善的基础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终落实取决于执法者的司法活动     

刑事和解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及克服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应对犯罪方案，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国家机关则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虽然刑事和解有助于恢复社会秩序，但是由于实践中它背离了刑法基本原则，因而应该用刑法报应正义对其加以限制。     

司法解释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妥协

虽然新刑法已将罪刑法定原则奉为帝王条款,让它在刑法的世界中指点江山,但本该安分守己的司法解释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立法领域中给自己开垦了一块自留地,彰显着司法权对立法权肆无忌惮的侵蚀。这种冲突引发了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中法的范畴与司法解释定位问题的再思考。在罪刑法定的要求下明晰司法解释的合理定位,在罪刑法定的指导下规范司法解释的内容效力,在罪刑法定的释义下寻找司法解释的完善之路,使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互妥协,增强刑法规范自身的体系性和妥释性。     

对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原则渊源的再反思

产生于贝卡利亚,成型于费尔巴哈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欧洲国家加强王权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示它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规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保障公民自由并无必然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后来由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说明只有刑法的实体内容合理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自由。     

《刑法》基本原则的新解读

文章提出对现行刑法三个基本原则的确立,应以善的价值理念作引导。并对未来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应当确立的其他必要原则的应然性作出分析。     

反思与检讨：明确性原则

明确性原则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重要派生原则,为罪刑法定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对明确性原则的理解存在偏差与误区,即一味追求过度明确化刑法规范。其实,刑法规范过度明确化并非明智之举。     

犯罪构成理论的创造性转换

对比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通行的构成要件理论,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存在一些问题,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不符合人的思维逻辑。它的四个要件没有主次之分,影响了对共犯的认定。另外,它的客体要件、主体要件以及在正当化事由方面都存在明显缺陷,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刑罚的适用解释与判例的作用

刑法的适用解释即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的刑法适用解释需要加以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体现公正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实行判例制度无疑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罪刑法定。     

南非刑法的渊源与罪刑法定原则

为填补我国研究南非刑法乃至非洲刑法的空白,本文初步论述了南非刑法的历史渊源、效力渊源和罪刑法定原则。     

论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契合

刑法谦抑性与刑法基本原则之间具有契合性,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排除残酷刑罚,明确刑法处罚范围和合理缩小犯罪成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