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及其制度展开

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有别于既判力，正当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原则作为既判力的正当性基础，仅能成为赋予生效法律文书以执行力的不充分且不必要条件。已经正当程序保障的确定债权，因不存在再事争议的常规救济途径，具备赋予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虽未经正当程序保障但当事人对债权不存在实质性争议的推定债权，因债权成立且合法具有高度盖然性，在保留必要后置性程序保障的基础上，具备赋予其强制执行力的正当性基础。鉴于我国缺乏执行文与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执行力的赋予、消减及其与禁诉效力之间的关系均不能简单套用德日相关规定，而有必要予以深入检讨。     

刑事诉讼中的正当程序与财产权保障

正当程序与财产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都具有基础性地位。正当程序的构成包括作为形式要件的程序法定和作为实质要件的程序正义。程序法定强调公权力必须在形式上受到法定程序的制约;程序正义强调权利被干预者有获得被告知、听审并辩护的权利。正当程序对财产权的关注体现在对物的强制处分法定化和赋予当事人诉讼权利两个方面。在我国宪法将财产权定位于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之后,有必要在正当程序原则的指引下,在刑事诉讼中树立财产权保障的优位价值目标。     

从“法定程序”走向“正当程序”——以行政程序为例

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中的“法”仅指法律和法规 (或包括规章 )。鉴于“法定程序”的稀缺性 ,特别是某些“法定程序”的非正当性 ,迫切需要以“正当程序”的理念和原则对现行的“法定程序”制度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改造 ,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正当程序”条款、完善行政程序立法、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等。     

论程序法治的精神

法治的必然表现是程序意义的法律生活,而法律程序可以分为正当程序、适当程序、不义程序、流氓程序等.只有渗透了正当精神的正当程序才能够帮助人们实现现代法治.渗透了人类正当精神的正当程序必须是“程序正义”和“程序适当”一体之程序.我们应当提高程序法治意识,养程序正当之精神,自觉走法治道路.     

政策转换为法律的正当程序研究

正当程序承载着正义、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是民主与法治社会应当遵循的一项普遍法则。政策转换为法律作为民主与法治社会的一项制度,也应当遵循这一法则。同时,遵守正当程序可以保障政策转化为良法,可以保证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的正当性。遵循正当程序,就应该在政策转换为法律的过程中注重听取意见制度、公开与说明理由制度和避免偏私制度等。     

论检察机关逮捕权制约机制的重构

现行检察机关逮捕权监督制约机制的缺陷是：批捕程序行政化，批捕权力扩张化，逮捕条件适用的不合理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律师权利监督的虚无化，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效果不明显，上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流于形式。从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的理念出发，我国逮捕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逮捕程序的诉讼化和正当化，主要内容是：严格划分逮捕提请权、决定权的界限；进一步明确逮捕条件；推进审查批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加强权利保护，强化权利监督；加强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强化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     

完善我国逮捕制度的思考

基于对发现犯罪真实的片面追求,我国逮捕制度在逮捕条件、逮捕审查程序和逮捕救济制度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缺陷。应当借鉴国外先进诉讼理念及制度设计,以无罪推定和程序正义原则为指导,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完善我国逮捕制度。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正当程序来控制。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存在着前置程序不足;后续处置程序缺乏程序正当性的问题。应当借鉴域外,主要是英美与德日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文章认为应从庭审程序、救济程序及监督等方面构建、完善我国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正当程序。     

法规范视野下监察与司法程序衔接机制——以《刑事诉讼法》第170条切入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了监察与司法的部分衔接程序。其中，立案程序的缺失导致强制措施的启动缺乏正当性，不利于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诉讼程序运转的自洽。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应确立“形式立案”，即以受案代替立案，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不再进行立案前的实质审查，但须明确受案具有开启刑事诉讼程序的功能。在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上，立法采用了“留置＋先行拘留＋强制措施”的模式，其中先行拘留具有过渡性，逮捕、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才是对接留置的最终措施。但立法上对于留置转先行拘留后最终可否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缺乏周延规定。依据案件系属理论，对于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调查的情形，系属关系并未消灭，案件仍系属于检察院，处于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应当继续沿用之前的强制措施，并继续保障辩护人的相关诉讼权利。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

摘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作为一项新的法律创制，统一认识是保证其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对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基础，不仅兼顾了目的与手段的合法性，而且具有不同于逮捕措施的独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