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参与量刑问题研究

自从国家代替私人成为控诉犯罪的主要承担者以来,被害人地位越发渺小,在刑事诉讼中多承担控方证人的角色,成为控方指控犯罪的工具,其独立的司法诉求往往处于被漠视的境地。因此,建立被害人有效参与的量刑程序,对于保障被害人诉讼地位,构建平衡的刑事诉讼模式,实现量刑的程序公正,提高对司法判决的认同感方面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依据及其法定化的实现

当前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使人们日益重视对被害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然而,实际上,被害人并不是完全无责的。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负有很大的责任。刑法学理论、犯罪学统计数据、国内外的立法司法例都为被害人过错应成为影响量刑的法定情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为了更准确地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将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问题法定化。     

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与犯罪组织相比，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具有众多性与分散性，不少侵害行为的发生与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加上有组织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且犯罪组织往往自行控制犯罪后的事态，由此增加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难度，导致被害人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与被害恢复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建立信息通告制度保障知情权，妥善地运用自首、立功制度并适度地推动合法化进程，解除被害人维权的顾虑，并设立被害人补偿基金，保障被害恢复权的实现。     

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以刑事损害赔偿为视角

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对加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以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为出发点改革我国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实体规范上应当适用民事实体法的相关规定，同时在刑法中确立损害赔偿和量刑、缓刑、减刑、假释相结合的制度；程序规范方面，取消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美国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的启示

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在刑事被害人权利复兴的时代得到发展，提交该陈述成为被害人在量刑阶段的一项权利。美国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即是英美法系中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的典型，联邦和州的立法均赋予被害人递交被害人影响陈述的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也确认了其合法性。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刑事被害人对于量刑的利益表达机制，应当借鉴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应当在优化诉讼资源配置、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同时,实现被害人权益的平衡。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其当事人地位的必然要求,有助于促进程序正义,也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改革进程加快,理论准备不足,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强化被害人程序建议权,规范其量刑意见,构建值班律师引导谅解制,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机制,探索被害人社会援助机制,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努力方向。     

“被害人研究”在侦查实务界的实践与应用——对“三定侦查法”之“被害人研究”课题的探讨

刑事司法中,对被害人研究的关注早在我国宋代便有记载。"被害人研究"是"三定侦查法"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定性质"范畴,并贯穿于整个"三定侦查"体系。被害人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一是可以推断案件的起因和背景,发现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解读犯罪行为人;二是可以推断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和惯技行为,为案件串并提供帮助;三是可以更好地预测犯罪行为人下一个最可能的侵害目标,对侦查破案及安全防范均有益处。被害人研究应该重视被害调查研究,重视被害预防研究,重视人才培养。     

对我国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研究

在我国,虽然现实中已经有了对犯罪被害人给予国家补偿的个别做法,但被害人补偿并未制度化和法律化。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符合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发展趋势,对推进我国的人权保障和司法制度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对被害人的补偿,无疑对被害人的正常生活、对社会秩序的稳定、防止被害人因为被害而走上犯罪道路均有重要意义。     

略论犯罪被害人的地位及权利保护

近20年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突出方面。犯罪被害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权利保护已成为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其在诉讼中的地位,也成为国际刑事诉讼法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但是,我国对犯罪被害人的研究还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对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和补偿制度还不够完善,因而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广泛探讨。     

论犯罪被害人的本质特征

数千年来，无论是刑事实践，还是刑事理论，都将注意力集中于犯罪人一方，而忽视了犯罪被害人在“犯罪──被害”过程中所引起的作用，因此，古代“以刑去刑”近现代“预防犯罪”的刑事目标均难如愿以偿。在我国．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正式开始对犯罪被害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但至今属于初始阶段，现笔者试就犯罪被害人的本质特性作一探讨。笔者认为，所谓犯罪被害人的“特性”，实际上主要是指被害人在“被害”这一运动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性是以“被害”为中心，并由“被害前、被害时、被害后”这三个阶段构成的，然而，我国理论界目前一般认为…     

论被害人过错与犯罪

犯罪侵害与被害是犯罪问题的两个方面 ,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更多地是关注犯罪侵害 ,而对犯罪被害及其与犯罪侵害间的关系的关注尚很不够。认定被害人有无过错需要把握三个条件。在司法实践中 ,被害人过错大致有挑衅、激将、贪欲、报复、失态这几种表现形式 ,其在犯罪的发生中起着诱发犯罪意识、创造犯罪实施的条件、降低犯罪实施的风险等作用。研究被害人过错、减少被害人过错 ,对预防犯罪、降低犯罪侵害的危害程度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应提高社会成员对被害人过错的认识 ,增强对犯罪的辨别力、免疫力和抵抗力 ,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机制。     

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依据——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基于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具有主体参与地位的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权利保障存在制度性难题,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的权利是解决被害人权利保障困境的出路所在。赋予被害人该权利是否具有法理依据值得探讨,这关乎被害人权利来源的正当性问题。被害人诉权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前提,权力制约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必要性的理论依据,被害人人权保障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思想基础,纠纷解决诉讼目的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理论导引,刑罚个别化思想是赋予被害人独立量刑参与权的实体法理论依据。     

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评析北大核心

作为日本司法改革三大支柱之一的裁判员制度实施已近6年。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具有幅度更宽、关注刑罚的防止再犯与教育功能、较少受检察官量刑建议的影响三个特点。裁判员在判决中之所以具有上述量刑倾向,是因为其对被害人感情、被告人信息等量刑事实的特别关注。借鉴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有益之处,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范围,改进陪审合议庭构成方式,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理量刑事实认定问题中的作用,对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具有重要价值。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与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过错研究

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已日渐引起关注。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应被定位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而不应当是当事人或普通的诉讼参与人；一定范围内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是被害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加强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是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点；刑事诉讼法应当增加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规定和保障。刑事被害补偿作为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得不到民事赔偿的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一种救济制度，必须有法定的构成要件，被害人过错是刑事被害补偿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一。要在保障被害人自愿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公诉与自诉转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协商．法律援助、刑事补偿等相关制度的探讨，来深化对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系统研究，为我国建立切实高效的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系统提供参考。     

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量刑上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确立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司法实践中,应当从多个方面落实刑法规定的量刑原则,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从宽处罚,如不适用死刑、适用轻刑化量刑原则、对犯罪情节轻微者免予刑事处罚、尽量适用缓刑以减少关押、正确合理地适用附加刑等。     

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评析

作为日本司法改革三大支柱之一的裁判员制度实施已近6年。日本裁判员的量刑倾向具有幅度更宽、关注刑罚的防止再犯与教育功能、较少受检察官量刑建议的影响三个特点。裁判员在判决中之所以具有上述量刑倾向,是因为其对被害人感情、被告人信息等量刑事实的特别关注。借鉴日本裁判员制度的有益之处,扩大人民陪审员参审刑事案件范围,改进陪审合议庭构成方式,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在审理量刑事实认定问题中的作用,对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具有重要价值。     

我国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我国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传统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法治国家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实务界所作的积极探索,为我国实行死刑独立量刑程序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公正为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效率、资源配置等因素不足以构成死刑量刑程序改革的障碍,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以实现死刑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技术试错以及适时适当的立法突破构建以成就我国的死刑量刑程序改革,切实可行。     

毒品犯罪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当前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死刑的规定比较原则,刑事司法实践在毒品犯罪死刑适用中对立法意图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科学分析.为体现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实现刑法罪责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在一些"严重的毒品犯罪"中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在刑事立法中,运输毒品罪不应保留死刑.在有必要对缴获毒品进行定性定量鉴定分析的同时,为在司法实践中规定统一具体的量刑尺度,实现毒品犯罪死刑案件裁量刑罚标准的统一和平衡,应制定我国的《毒品案件量刑指南》.     

浅析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国家追诉主义的理念影响下,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司法模式强调国家与被告人的关系,如何控制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保障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重点。然而作为犯罪直接受害者的被害人,在人身、财产和精神上受到损害后,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在刑事诉讼中往往只能充当＂控方证人＂或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忽视被害人权利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罗嘉欣     

论我国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以马加爵案为例

随着世界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一些学说体系也逐渐成型,近年,被害人学是发展较快的一个研究方向。对被害人学进行各项研究,表明了法学界开始重视在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点,并为此做出多方面的努力。在被害人学中,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是近年发展较快的一个分支。本文通过对马加爵案的分析,研究我国的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