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世纪法国城市的“自由”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形象总是被赋以自由和进步,也被认为是由资产者缔造而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本文通过对中世纪法国城市的具体考察,发现情况恰恰相反。中世纪的法国城市主要是由封建领主建立的,城市中教俗领主也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所谓的城市起源的"公社运动"并非充满革命意义。对于西欧中世纪城市"自由"说的泛滥,还需给予更多的批判,从而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北伐期间日本的“满蒙观”与“九·一八”事变

北伐时期日本面对东北亦将被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之下的局势,出现了"满蒙放弃论"、"满蒙相对论"与"满蒙领有论"3种不同的政策主张。"满蒙放弃论"由于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重视中国全局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帝国主义,在近代日本对华政策史上留下了理智克己的一笔,但其力量有限未能成为主流。"满蒙相对论"虽也承认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并重视"经济扩张"手段,但却不能放弃帝国主义,最终沦为武力侵略者。"满蒙领有论"则奉行武力主义与强权主义,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     

“中国梦”与“欧洲梦”:新时期中欧关系研究

本文按照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框架梳理了十八大以来中欧关系的新发展,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通过民族国家一体化实现繁荣与安全的"欧洲梦"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梦"和"欧洲梦"在和平与发展目标上具有共同性,而这种"梦的融合"正是中欧关系未来按照"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被战争偏好与和平偏好的二元对立思维所限制。如何超越"战""和"偏好,诠释更为准确的中国战略文化?这是文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战略文化是特定社会背景下,战略主体在战略流程中长期稳定存在的思维模式。先秦诸子学说的群体对立性说明在中国文化身份形成之初,便同时出现了"战"与"和"两种系统性和重要性相当的战略思维。但是,这两种思维都未能在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压制对方,或在历史中持续而稳定地支配中国大战略。因此,它们只能被归为战略选项而非战略文化。通过抽象中国"战""和"思维的共同特征,文章认为,中国战略文化是一种由"兼顾实力和道德的战略资源积累","被动反应式的战略资源使用",以及"同质、适度的反应原则"构成的,呈现出"镜子"特征的思维模式。中国历史上与这一思维相符的大战略会因得到国内民众支持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而偏离这一思维方式的大战略,则会受到不同程度国内失序的惩罚。对西汉和北宋的历史观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大战略与‘镜子’思维的相符程度"和"国内发展有序性和可持续性程度"之间的因果联系,并详细说明了"镜子"思维在历史中的操作细节。文章还对当代中国坚持"镜子"思维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从“孤立”到“互联互通”:印度对缅甸外交演变

1988年至今,印度对缅甸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从"孤立"军政府到1993年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再到2012年印度总理访问缅甸期间确定的"互联互通"外交战略。本文在纵向梳理印缅外交关系变化历程的基础上,重点探析印度对缅甸外交政策演变的动因和特征。尽管"互联互通"外交有助于印度实现多重战略目标,但由于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政策的实施前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

"粹"主要是日本江户时期以遊里为舞台的一种审美意识概念,这一审美意识能在江户时代形成并定着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参勤交代制使江户发展成为新兴町人聚集、武士多、男性多的消费型大都市。江户的这一城市特点促进了遊里的兴盛,并催生了江户子、伊达等"粹"的审美意识的践行者。以洒落本、人情本为代表的遊里文学的盛行进一步加速了"粹"的审美意识在社会的推广与传播。元禄时期开始形成的"浮世"感在化政文化时期得以定型,并规定了以"粹"的审美意识为代表的化政文化的特征。     

“单边”到“多边”——布什政府对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影响

美国布什政府对朝政策有其产生的根源和国内外的制约因素,形成了"单边"到"多边"的对朝政策转变过程并表现出特有的规律。对此认真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布什政府的"单边"到"多边"的对朝政策进行整体和宏观把握,厘清布什政府对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的影响。     

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塑造——以“欧亚倡议”为例

冷战后,随着经济实力增强,韩国政府对"中等强国"身份和地位的诉求意愿显著增强。经韩国历届政府的努力,韩国"中等强国"的身份及地位明确。同时,韩国"中等强国"开始由区域角色向跨区域角色、全球角色扩展。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尝试塑造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将韩国"中等强国"的政治诉求推向新高度。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浅析东盟的“人的安全”理念

"人的安全"是一种将人视作安全主体的全新安全理念。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开始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东盟试图从广义上来理解"人的安全"并突出其"免于匮乏的自由"的一面,在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关系方面东盟强调两者的互补性,在"与人权相关的干涉"等问题上则固守其传统的"东盟方式"。东盟之所以能够接受"人的安全"的基本理念,主要是因为冷战后地区安全环境的转变、地区已有"综合安全"观的积淀、非政府组织的推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再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关系

我国的革命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以社会主义改造的和平方式进行的,要正确认识和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马克思讲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原理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两个必然"原理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两个决不会"原理说明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才能代替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提出过落后国家可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他们虽然设想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但那是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取得胜利为先决条件的。列宁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思想,但他并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并且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     

“萨德”导弹系统部署韩国的地缘政治学解读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韩国宣布正式与美国讨论在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THAAD)的相关事宜。"萨德"系统是美军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之一,它带有的"AN/TPY-2"雷达可以对2000公里内的目标进行搜索、探测、跟踪、识别与火控,一旦该系统在韩成功部署,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将受到严重威胁。"萨德"系统部署韩国的原因可从萨德本身的性能、韩国的诉求以及美国的战略目的多个维度来审视。韩国在东北亚地区是一个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国家,"萨德"的在韩部署将会对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北亚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为了应对"萨德"入韩所带来的威胁,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和巩固大国外交以及周边外交,另一方面也要尝试带头在东北亚地区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安全对话机制,以减轻类似的安全问题对东北亚地区带来的影响。     

“发展-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政策比较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事件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发展政策的安全化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西方学者就此提出了"发展-安全关联"概念,并逐渐普及。出于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复杂反应,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发展-安全关联"政策对中国施压,要求与中国就非洲问题展开合作。与此同时,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从"发展-安全关联"视角思考中美欧对非政策的潜在冲突和协作空间成为必要。中国更强调发展与安全并行的对非政策;而欧盟的对非政策正处于从发展政策为主导向安全政策为主导的过渡时期;美国则强化了其以安全政策为主导的对非政策。不同的政策方法可能导致中美欧未来在非洲政策上更多的冲突,但同时也提示了更大的协作空间,继而为中非关系和中美欧关系提供新的增长点。     

驳毛泽东主张“无支配自由”说

毛泽东从未主张过"无支配自由",从未追求过"无支配自由"。说毛泽东主张"无支配自由"并为之奋斗终身,说毛泽东思想与事业的基本主题是"无支配自由",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的动力和路标是"无支配自由",说毛泽东"根据无支配自由的根本要求"进行人民民主的"整体构想和具体构建",这是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与事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极度歪曲、莫大污蔑。打着毛泽东的旗号鼓吹西方的"无支配自由"论,是极其有害的。     

朝鲜朝文人对“夷齐”的接受与认知研究——以“燕行录”中伯夷叔齐记录为中心

自古以来伯夷叔齐就因在中国被称为忠于"节义"的"贤者"而广为人知,而另一方面,古代朝鲜朝文人同样也对伯夷叔齐具有深厚的感情。韩国著名的"燕行录"中有诸多关于"夷齐"的记录,这表明当时的朝鲜朝文人真诚崇尚伯夷叔齐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本论文主要以"燕行录"中的有关伯夷叔齐的记录(包括日记和杂录)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深入剖析、解读明清时期朝鲜朝文人对"夷齐"的认知态度及其变因。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在客观理解"夷齐"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以及古代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状况上都有一定的启示。     

政治现实主义观念形态的变更及其理论提示——从“国家理由”观念到“现实政治”思想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政治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在其成熟形态到来之前还经历了"国家理由"和"现实政治"两种观念形态的典型发展时期。本文通过政治现实主义两种观念形态变迁的论述,意在展现政治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丰富内涵及其一脉相承的精神本质,在普遍关注现实主义成熟形态的当今,提供一种有关政治现实主义的纵向考察,为思考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寻找一种历史的视角,尤其是展示理论寓于时代所特有的关切和抱负。     

历史叙述与逻辑叙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不但"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富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强起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是对党的奋斗历程的历史叙述,又是逻辑叙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历史叙述,也是逻辑叙述,可以说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形象概括。     

“欧洲学期”机制探析

"欧洲学期"机制是欧盟为应对和克服主权债务危机而推出的一项深化和扩大政策协调、完善其经济治理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通过对"欧洲学期"机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与创新、其初期效果以及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的分析,认为该机制虽然在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创新和突破,标志着欧盟财政协调制度向前迈进了实质性的重要一步。     

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美国加大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干涉力度,美国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反叛乱"理论与实践。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大阶段:肯尼迪时期、里根时期和小布什-奥巴马时期。其中肯尼迪时期强调对所谓"反叛乱"政府的扶持,与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军事控制;里根时期的"叛乱"和"反叛乱"被纳入"低强度冲突"理论的框架;小布什时期则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然而"反叛乱"理论作为美国海外干涉的一种理念依据,总是面临着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