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以平台资本主义中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资本生产过程使传统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体系难以为继，催生了数据所有权的新形态。以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可以发现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在数据资源价值化过程中，以用户消费性的无偿数字劳动生产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使用权的转变。在数据价值资本化过程中，以平台对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掌控权的转变。从用户的数据使用权到平台的数据掌控权，意味着传统的所有权由权利束集合裂变为单一的数据所有权，形成了“数据鸿沟”中的隐性剥削。消除平台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需要在数据资本公有化中推进从数据确权到数据共享。     

数据权利界定的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一种高价值的新型财产，但数据权利的界定仍显模糊。传统版权模式下的数据库权对于作为内容的具体数据保护相对有限，虽然立法成本较低，但其难以满足数字经济的需求。对于新型数据财产权的分析与证成，意义在于明确数据的财产属性，构建数据权利的基本框架，但在制度层面上并非广义的数据都需要获得类型化、产权化保护，权利客体宜适当限缩。知识产权模式下的数据信息权客体限定为结构化数据，主体为对原始数据合法收集、合法加工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数据信息权的效力既及于作为整体的数据集合，也及于构成数据集合的具体数据，同时数据信息权还受到合理使用、强制许可等方面的限制，是兼顾保护强度与制度成本的选择。     

组建国家数据局释放哪些关键信号

组建国家数据局是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亮点之一，是我国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保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组建国家数据局的时代背景是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数据具有复杂的利益结构，因此如何进行数据确权和建构数据基础制度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同时，数据管理体制面临着分散治理问题、“安全”与“发展”的龃龉、地方数据管理机构不统一等现实困境。组建国家数据局是推进数据基础建设的重要改革措施，国家数据局统筹了相关职能，聚焦数据宏观发展；组成“1+1+n”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各司其职；为地方数据管理机构提供业务上的指导的同时尊重地方的合理创新，从而形成科学的纵向数据管理体制。     

组建国家数据局带来的新变化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和关键生产要素。组建国家数据局要解决的痛点和难点，一是数据的产权问题，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其核心在于完善数据产权制度，落脚点需要聚焦在充分激活数据要素市场；二是数据的利用与安全的平衡问题，完善数据治理机制，牢牢守住数据发展安全底线。依托国家数据局提供的制度优势，我国在数字中国、数字经济以及数字社会的规划和建设方面，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契机。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认定的方法转向与价值回归

大数据时代数据犯罪的认定，虽然需要融入技术的方法以增强刑法教义学的自主性和应变性，但其仍是关涉具体个体切身利益的小数据问题。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主义将中立的数据本身平移为数据犯罪的法益，不仅抽空了法益的本体论和目的论价值，而且以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导致数据犯罪的认定走向极端的预防性扩张。因而，数据犯罪的认定仍需向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刑事法治回归，以数据本身所征表的数据信息为中心来建构法益，确保其与具体数据犯罪的法益发生直接关联；以针对数据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创设侵害法益风险（不法）的功能且现实化为不法结果为前提，限定数据犯罪因果关系的范围。藉此明确刑法问题与技术问题的界限，将小数据保护与大数据流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数据资本化与资本数据化：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应对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是数字平台进行货币化转化的关键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用户的线上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生产性质的数字劳动。在数据资本化阶段，用户的行为数据成为平台生产数据商品的原材料，资本创造性地打破了雇佣劳动的剥削界限，通过对数据商品价值的私人占有，实现了对无雇佣数字劳动者——用户的剩余价值剥削。为确保数据要素的无限供给，数字平台在数据资本化基础上，不断加强资本数据化的进程。在数据资本驱动之下，平台不断拓展新形式的数据生产空间，加速迈向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再生产助推数据资本循环。面对数据资本化与资本数据化，中国应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应对之策。     

热词

数据影子 随着数码电子技术的普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都会留下相应的数据使用痕迹，叫作数据影子，英文称为data shadow。发送电邮、更新社交网站状态、刷信用卡、使用自动取款机等等行为产生的点滴数据构成一个人的数据影子。近年来，这一概念越发地受到关注，因为，谁在查看你我个人的数据影子，他们将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以及他们会在此结论的基础上采取何种行动，都是无法控制的。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垄断与掠夺路径分析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消费、分配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数据垄断表现出双轮垄断的特征。这造成资本增殖空间的扩大、资本统治力度的增强，也挤压着传统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等问题。数据垄断的前提是数据的集中，而集中的数据掌握在作为数据载体的私人平台企业手中，平台企业掌握数字技术和算法是实现数据垄断的“另一条腿”。数据垄断有三种掠夺方式：一是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二是基于数据垄断优势的需求“制造”，三是对数据空间收取“数据租金”。我们需要正确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监管方法。     

我国数据要素交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数据要素交易市场的构建离不开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以及调整交易行为的制度规范，包括定价机制、履约机制和责任承担机制等。数据要素交易主体通常包括数据提供方、数据需求方和数据交易平台。作为交易客体的数据要素应具备价值性、集合性、稀缺性特征，政府数据、有害数据和涉及他人权利的数据原则上不应进行交易。数据要素交易的定价机制主要包括交易当事人协商定价、第三方机构评估定价、行业自律机构指导定价和政府主管部门建议定价。在数据要素交易的履约过程中，数据提供方应当按照约定交付数据要素商品或提供数据要素服务，而数据需求方则应当依约支付价款。数据提供方在违反质量瑕疵担保义务、违反禁止“一数多卖”约定、违反持续稳定交付数据义务时，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当所交易的数据要素商品或服务侵害第三人权益并造成损害时，数据提供者需要证明其在生产和交易数据要素的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否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以大数据提升国企思政工作质量

大数据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国企思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大数据技术在推动国企思政工作数据化转型、精准化供给、全过程管理和科学化评价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以大数据创新国企思政工作也面临着思想束缚、技术瓶颈、数据孤岛和伦理风险等问题困境。为此，应准确把握技术的边界和尺度，打造数据融通、要素完备的大数据平台，强化政工干部队伍数字素养，完善国企大数据思政工作体制机制等，以大数据促进国企思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建立运用数据常量精确指导警务工作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运用数据常量精确指导警务工作，是首都公安机关在深入实践整体防控、精确指导、精确打击工作思路过程中，探索建立的新型警务工作机制。开展精确指导数据常量研究，要认真分析精确指导数据常量形成背景，准确把握数据常量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内涵，探索建立公安业务数据常量科学测算体系，始终保持警力配置最优，资源消耗最低，警务效能最大。     

国际合作视野下的网络犯罪治理模式探究——以跨境取证数字化转型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数据作为重要新兴资源受到了各国的重视，因网络犯罪活动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而引发的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的需求愈发强烈，传统以地域性为核心的管辖权受到了数据弱地域性的冲击，以及第三方数据控制者对跨境取证活动的主导性作用日益明显，从而导致侦查机关在跨境取证活动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和困难，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之下，应对上述问题需要推进数据取证的去地域化体系建设，建立数据分类分级制度，推动跨境数据取证中公私合作模式的构建。     

数据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数据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数据和数字平台是数据殖民主义形成并发生作用的两大支点。数据本身并不具有殖民主义属性，只有在数字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和数据关系中，数据才成为资本牟利的手段和殖民的工具。数据资源掠夺、数字资本输出、数字商品倾销构成了数据殖民主义的基本形式。相比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数据殖民主义虽然在殖民内容、殖民过程、殖民途径上有所不同，但是依然遵循着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扩张逻辑，殖民的目的与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并无根本上的不同。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和批判数据殖民主义，既要看到数据殖民主义扮演“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的角色，又要批判其中蕴含的深层数字劳动剥削和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数字收益分配不均导致南北贫富拉大、数据拜物教盛行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后果。唯有如此，方可全面把握数据殖民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走向。     

从SCCs到IDTA：欧洲个人数据跨境传输规则调整及中国应对

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之一，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对其价值的实现有着显著影响。当前，世界范围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跨境传输规则，欧洲作为数据立法领军地区，以GDPR为基础构建起个人数据跨境传输规则，标准合同条款是传输规则中极为重要的一条路径。从SCCs到IDTA，此次个人数据跨境传输规则的调整将会给中国企业对欧洲数据跨境传输规范的理解、企业数据合规成本控制和企业风险防范能力提出挑战。破题之道在于三管齐下：企业需要适应该规则的调整，梳理企业内外业务关系，规范数据跨境传输行为；行业内需要构建企业间互助机制；国家需要加强对欧洲数据传输规则的理解，完善数据跨境传输制度构建。     

跨境数据流动中的信息安全问题探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要素成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投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跨境数据流量激增，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已逐渐赶超传统的贸易商品流动。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各国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基础，但在信息的交易、存储、传输过程中，数据空间和地理位置的改变对技术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引起了各国对跨境数据流动中信息安全问题的关注和重视。为确保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我们应在信息领域尤其是跨境数据方面形成自己的安全观，在实践上探索出一条能够兼顾安全和发展的道路。     

美国CLOUD法案对我国跨境数据获取的挑战及应对

双边司法协助低效率的取证程序难以满足电子取证及时的要求，而美国CLOUD法案的颁布破解了传统跨境数据取证耗时长效率低的问题。CLOUD法案采取的是数据控制者模式，这与大多数国家所确立的数据本地化模式不同，此将引发诸如管辖权冲突、数据主权和网络主权冲突、与其他条约或国家法律条文内容相冲突等问题。我国可合理运用国际礼让原则，适度放开数据本地化模式，完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范，加强阻断立法，协作治理网络空间，加强国际数据管辖的平等合作，有效应对CLOUD法案对跨境数据获取的挑战。     

基于开源数据的情报侦查方法研究

针对传统情报侦查中数据种类复杂敛散、聚类质量差和周期长、全局智能关联情报价值低等突出情报侦查问题，引入基于开源数据的情报侦查方法研究范式。以开源数据情报侦查的内涵与属性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开源数据情报侦查的平台设计方案，构建开源数据情报侦查的流程模型，并对开源数据情报侦查的应用方法展开探讨。这不仅使侦查人员能够对数据犯罪情势的生存与发展态势展开快速高效的算法解析和促进不同开源数据情报源之间的互相融合，而且还能够帮助其提升情报侦查价值需求深挖的协同性和情报侦查决策应用的同配性，全面提高挖掘与分析算法的准确度和精确度，从而实现开源数据情报侦查的应然价值和实然效果。     

将“非法干预”扫入历史垃圾堆

辽宁省近日出台规定，将重点查处领导干部非法干预统计数据、统计人员参与弄虚作假、统计调查对象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数据注水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以前曾有“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的民谣，但于今天观之，数据注水并不仅仅是自下而上的行为，也有好些领导干部非法干预，是自上而下的行为。为什么呢？数据出政绩，数据出官员.     

区块链技术视角下个人数据权保护的模式转向

个人数据权保护需完成从隐私权到知情权、从占有权到使用权， 以及从绝对权到相对权的转向。区块链技术视角的引入能切实破解其间可能遇到的障碍和阻力， 极大地激发了知情同意模式下个人数据权保护的长处和优势， 使处于不同节点的主体真正有能力掌控自身数据，增强其彼此间的信任度，降低各自担负的成本支出。 借助区块链构建点对点的分布式结构， 同时运用密钥、智能合约、哈希函数等技术手段， 能有效适应个人数据权保护的相对性要求。 伴随个人数据的价值在动态使用过程中愈加凸显， 区块链技术的引入使数据流动变得更为明确、有序和开放。 随着个人数据权保护模式转向的日趋明显，个人数据权保护需妥善处理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关系， 使区块链所代表的治理方式与手段更好地配合法律规范的制定和运行。     

算法歧视：嵌入路径、风险界分与规制构建研究

<正>现今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算法是这一时代的核心技术之一。人们在享受科技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大数据算法技术所带来的歧视现象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风险。数据在本质上是人类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大数据则是人类观察社会的进化加速形态。基于大数据，人类观察与研究的进程极大加快，大数据算法作为一种海量数据的分析处理程序，适应了当前数据爆炸时代的需求。但其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外延形式，与人类思维一样也天然地存在“劣根性”即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