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台湾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台湾乡（镇、市）（以下简称乡镇市）制度的设置始于1945年,期间历经地方自治团体地位的确定（1950年）、解除戒严（1987年）、精省（1997年）、《地方制度法》的实施（1999年）等重大制度与政治变革,法制化程度不断加深,是台湾地方制度的基础。然而,乡镇市制度的实际运作并没有因为地方自治法制化程度之深入而趋向规范。相反,出现了诸如地方派系、黑金、贿选以及缺钱、缺人、缺权等问题,地方自治成效欠佳。同时,随着台湾财政吃紧,地方县市尤其是处于最基层的乡镇市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由此,引发各界对乡镇市自治法人地位存废的热议。2009年7月,台湾政府通过“五都”改制计划。改制后台北县单独升级为直辖市,台中县（市）、高雄县（市）和台南县（市）分别通过合并升级为直辖市,加上原有的台北市,合称“五都”。     

台湾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变迁及影响分析

传统西方分权理论中的“奥茨定理”认为,权力向基层政府下放,有助于改善公共服务。然而在台湾都市化进程中,2010年台湾部分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以此同时,原有的乡镇政府改为从属于市（直辖市）的区,基层政府的权力出现向县市一级政府集中的现象。在对台湾基层政府体制沿革历史梳理基础上,作者通过实地调研,对这一基层行政体制调整的动因、特点、内容及影响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发现,台湾都市化进程中,基层政府权力向上集中有利于提升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规模效益的需求,得到广泛社会认同,但同时,也导致国民党对基层的控制有所减弱,对台湾的政治生态具有深远影响。     

地方治理结构改革的法国经验

为了实现权力的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激发地方活力,法国对地方治理结构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央集权弊端日益显现导致的必然结果,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执政者的改革决心为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可能。在改革过程中,法国重新作了区域划分,下放了部分中央权力,改革了公务员制度,完善了监督体制。法国的改革卓有成效,为其他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地方自治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台湾地方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老百姓感受最直接、获益最大的一种自治体制。     

制度痼疾与认知偏差:法国治理困境研究

2018年岁末法国爆发了持续数月之久的街头运动,而2019年末法国又爆发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无论街头运动还是大罢工所引发的社会危机,都隐含着法国的制度痼疾和认知偏差。中央行政集权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显著特征掩盖了其他问题的存在,导致1982年的地方分权改革过度分权。分权改革赋予地方层级自治权力,也转移给地方自治职责,但改革未能使地方层级权力合理化,也未能厘清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地方因此未能将自治权力转化为自治能力。法国多元社会结构表现出群体笼罩个体的特征,但群体又无力将个体的诉求表达引导至理性途径,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政党议会等常规方式,而是走向街头运动和罢工等非常规方式。法国社会治理如果不能建立在对法国社会的全面把握和精准认知上,既难以消除制度性痼疾,又难以平息不断爆发的社会危机。     

从国民党“结构崩解”检视南台湾县市政府的两岸交流政策

2012年“大选”之后，国民党在南台湾的选举动员逐步进入一个“结构崩解”的阶段，影响所及，国民党不仅在南台湾各类选举中难以取胜，也因为其所掌握的社会支持网络更趋于弱化，国民党在南台湾绿营执政县市作为一个在野政党的监督力量也随之弱化。因之，即便在多数南台湾各县市议会中，国民党仍掌握较多正副议长席次，但由国民党掌握的县市议会，却对民进党县市政府的消极的两岸交流政策难有影响。检视国民党在南台湾“结构崩解”的情况、影响及民进党县市政府和县市首长的两岸交流政策，并研判其发展趋势，无疑对深入了解南台湾政治社会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法律权威保障中央权威

造成中央政令执行不力和地方利益尾大不掉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微观领域内获得了较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并由此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地方和中央不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台湾地方派系的分布、结构及其政治功能

台湾地方派系的分布、结构及其政治功能赵印香胡石青金奕台湾地方派系是指那些拥有比较雄厚的社会、经济资源，在县市区域内或乡镇区域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势力。国民党逃台后，地方势力为巩固国民党政权、维持其执政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台湾政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央地关系再定位

此轮改革对央地关系的再定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即中央试图在保证对总体规划、总量控制、财权等核心权力掌握的前提下,将具体的执行权力更多从部委下放至地方政府,同时开始着手化解地方债务和土地财政给政府转型带来的巨大困扰。     

威权体制下台湾的地方选举与政治变迁

在威权体制的“理念型”中,“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Iimited political pluralism)被视为威权政体的基本特征之一。其中,举办各种选举是威权体制下有限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但西方学者建构的威权体制的“理念型”,一般较少涉及地方政治层面。而在台湾,地方政治,特别是地方选举政治是我们了解国民党威权政权及其演变的重要线索。按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的说法,在威权体制下,一般人对参与政治性事务意愿不高,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被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偏狭的和臣属的角色”,政权本身也不愿意见到     

浅析公报:依法赋予设区市地方立法权

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立法法自颁布实施后首次得到修改,最大的突破口便是地方立法权的扩大,这意味着中央在逐步放权,地方将获得更大的自主性,这符合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自治理念,也有其合理历史原因和宪法依据,但在实证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地方立法体制的不完善,立法质量低下等问题,因此地方立法权继续扩张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台湾“二·二八”事件50周年祭

台湾“二·二八”事件５０周年祭才家瑞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台湾同胞在全岛掀起了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争取民主、争取自治的武装起义。起义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血腥镇压，事变中，１万多名台湾人民和近千名自大陆来台工作的普通同胞死于非命①。国民党对“二·二八...     

新一轮改革中的权力重整

中国的各项主要权力正面临重新整合,总趋势是向中央最高层集中。地方政府如何从"开发总公司"过渡到真正的服务型政府,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除了强调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同时公布了一系列与经济体制相关的改革外,观察人士注意到的另一最大特点是:通过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高层机构,整合中央一级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权力,以及通过加大地方事权上移等方式,加大中央在央地关系中的权力比重,中国的各项     

对台湾地区地方竞争性选举的观察与思考

台湾的地方竞争性选举已经举办了60多年,这些选举促进了国民党的转型,促进了台湾地方社会的发展。台湾的地方竞争性选举能够顺利举办,得益于具有严格规范了地方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相对健全的法治。同时,由于地方选举议题和争点的民生主导性,台湾的总体政治结构能够与竞争性的地方选举长期共存。但是由于起步阶段对参选标准放任自流,造成了地方选举黑金等弊端。     

扬州“奖励买房”背后的算盘

在现有官员考核体系不发生根本变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仍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土地财政"体制就会持续下去。可以预料,在房地产"救市"上,扬州绝不会是最后一个城市。今年7月1日起,凡是在江苏扬州购买成品住房(即精装修房)的个人,均可获得购房总价款4%～6%不等的补贴,不论所购房是否系首套房。这笔     

论邦联制与中国的统一

传统上,人们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不同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和方式,将国家的结构形式分为三种类型,即单一制、联邦制和邦联制。尽管这样的分类在事实上给予了邦联制与单一制、联邦制以同等的地位,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外政治学家、学者们却很从少理论角度对邦联制进行深层次探讨。除了十九世纪的西方学者Madison和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与方向

二战后,主要大国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雅尔塔体系,成为维系战后秩序和开展全球治理的基石。美苏主宰世界及权力集中于少数大国的霸权治理成为这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的主要特征。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出现权力转移和扩散,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革与转型,即由实力决定的权力型全球治理体系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转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霸权治理的衰落和合作治理的兴起。这种变革与转型主要表现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去中心化”倾向、联合国推动和主导的全球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大量新兴治理组织和机制兴起等。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是积极推动合作治理,实现全球治理体系从“权力逻辑”到“能力逻辑”、从“国家”到“非国家”、从“传统”到“非传统”、从“全球型”到“地区型”、从“经济型”到“社会型”的转型。     

台湾地方派系问题初探

震惊全台的“新瑞都案”、“高雄市议长贿选案”两大弊案，掀开了台湾政坛的一角，让人们从中管窥到其“金权政治”“黑金政治”的真面目。“金权政治”“黑金政治”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台湾地方派系。它是在一定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以精英分子为龙头，依靠政经资源，主要通过行     

第七届“立委”选举与台湾地方政治生态关系研究

2008年1月12日举行的台湾第七届“立委”选举，是“立法院”席次由225席减半为113席后的第一次，是实施“单一选区”的第一次，同时也是“两票制”实施的第一次。新的选举制度是台湾“立法院”50年来最大的变革，这一新的选举制度的实施，不仅对台湾现有的政党政治、政治生态与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台湾地方政治生态也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