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

明治初期,维新政府中枢就已深刻地了解到日本所置身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确立起包括对自己和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日本未来发展方向在内的国际秩序观。近代日本国际秩序思想中的上下秩序认识与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的二重原理体系如出一辙,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最终确立起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     

论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及其实践

19世纪后半期,东亚国际秩序处于由前近代向近代过渡的转型时期.在东亚秩序转型中,包括了三个几乎同时进行的结构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此间,日本对中朝的外交政策与其国际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借助欧洲条约体系对东亚既有秩序的破坏,向着有利于实现自己意愿的方向改组东亚原有的国际秩序,从而推动和实施其国际秩序思想的过程.     

论当今日本变化的基本特点与中日关系

如果说当今的日本与以往的日本有什么根本的不同，那么可以这样说：以往的日本是以保守意识浓厚的旧中国阶层为重要社会基础的、左右翼对立明显的、运行在相对稳定的国际与国内秩序中的国家；现在的日本则是以政治参与及民主要求强烈的新中间阶层为重要社会基础的、左右翼对立模糊的、处于国际与国内重要变局中的国家。正因如此，日本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深入地把握这个变革时期的特点，对于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冷战后印度的国际秩序观

印度的国际秩序观是指印度独立以来对国际秩序及其发展变化的总体看法、态度和立场。其形成与发展主要基于印度的国家利益，并受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影响。冷战结束后，印度的国际秩序观相应出现新的发展与变化，着力于循序渐进地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印度的国际秩序观在其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和指导外交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当今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总体看，其主流是积极、进步的，但由于受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限制，也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德川幕府的“大君外交体制”辨析

作为可以称为“独特的国际秩序”的“大君外交体制” ,在概念的使用上与“锁国”是矛盾的。从日本同邻国关系的史实中 ,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所谓“大君外交体制”并没有存在过。倒是日本自 15 49年脱离“华夷”秩序之后 ,又想重新加入到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来。“大君外交体制”的构想是否存在与“大君外交体制”是否存在完全是两码事。     

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剖析

2017年以来,在中美经贸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对经济安全领域的关注逐渐提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顺应国际秩序的调整态势,力争维持并增强日本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目前,日本经济已经深植东亚并同中国深度融合,如长期以安全逻辑扭曲经济政策,可能使日本经济复苏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地区安全秩序更趋复杂。面对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保守化给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压力,中日两国应以实现经济领域的共同安全为目标,共同维护地区及国际秩序平稳过渡,以多边方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遏制极端民族主义重塑东亚和平体系

以日本神道教靖国神社祭祀为特征的日本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和以历史虚构为特征的朝鲜半岛极端民族主义，都是东亚地区在全面现代化、重构永久和平体系过程中的逆流。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可跨越，它们都会在今后的东亚国际秩序中继续恶化，但必然会遭遇更强大的大国力量和国际和平体系的遏制，从而走向衰落。因此，它本质上没有前途，而更健康更理性的东亚国际体系，将会在亚洲数千年和平友好交往和文明互动的历史遗产基础上，由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世界其它大国重构。     

日朝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日朝关系的回顾与展望上海社科院欧亚所崔志鹰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各国开始寻求一种替代意识形态冲突、有利于和平稳定的新的国际秩序。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９０年代以来，日本与朝鲜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过努力，但由于各种原因，双边关系的发...     

“安麻体制”与中日关系

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后,日中关系倒退,日韩、日美之间的摩擦增多。安倍内阁首要国内政治目标是赢得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然后谋求修改战后《日本国宪法》,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突破战后国内自我约束和国际秩序。这是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为确保日本不脱离和平发展道路,适当的国际管控不可或缺,因而必须捍卫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和钓鱼岛争议,促使中日关系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符合中日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两国人民的愿望。     

国际新秩序的规范制度建设与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特点

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后，国际规范与制度因素常常面临转型和变革。系统分析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变革过程中面对的主要问题，深化对过渡时期国际关系基本特征的认识，对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和确定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的战略定位有重要意义。一、现行国际规范制度的特点及其在变革中面对的主要问题　　国际规范体系和机制架构是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基础性的构成因素。世界格局是反映特定国际力量对比状况与利益要求的合法化与制度化的国际利益平衡关系与分布格局，而国际秩序是反映和维护特定国际利益平衡关系的规范体…     

中日关系与钓鱼岛问题的出路

钓鱼岛问题是日本否认中日建交时"搁置争议"的基本精神,利用日美双边《归还冲绳协定》和美、英、日三国《旧金山和约》公然取代二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国际法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外在表象。这种表象在日本强化海洋资源战略、政治大国化中得到升级。解决钓鱼岛问题要从去除凌驾于国际法正常秩序上的霸权秩序,以及用日本社会理性和良知去抑制右翼化中寻找解决办法,要从中国和平与发展战略下"不惹事,不怕事"方针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机遇。     

大国间应该扩大合作实现国际利益

我们需要全球视角来解决一些问题，否则我们不可能了解什么是国际利益和准确把握全球化。我们正在丧失历史的机遇，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新的国际合作和和平的框架，多边机制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在全球性话语下的新国际秩序的建立。     

反恐与国际秩序

“９·１１”事件后，打恐已成世界政治中心和最大焦点。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国家和美国对如何打恐和通过打恐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歧见颇大。是否尊重国家主权、是否应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是否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和是否遵循国际法是两种秩序观的分水岭。美国通过打恐，希冀建立单极独霸国际秩序的图谋可能有所得，但最终将是一枕黄粱。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终将成为时代主流。     

联合国改革与21世纪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包括作为客观秩序的国际格局与作为主观秩序的国际规则两方面,联合国是当今国际秩序最重要的载体。联合国改革包括以安理会为焦点的机构改革及发展、安全、人权三大领域的改革。安理会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格局面临调整,联合国三大领域改革之争的实质是国际规则面临变革。联合国改革之争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力量之间对21世纪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与诉求。     

东亚地区秩序的未来：东亚还是亚太？

东亚历史上曾经先后建立朝贡———华夷秩序和霸权秩序,前者是指以中国为东亚核心的等级秩序,后者则先后经历日本和美国的主导,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东亚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都是美国单方面的统治,而且极大程度地偏向军事领域。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东亚各国致力于发展经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经济上的崛起,但是,日本经济的崛起、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回归国际体系,都意味着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霸权的消蚀以及一个独立的东亚的觉醒。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东亚地区秩序会如何发展…     

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与启示:制度改革的视角

战后全球性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载体几乎涉及国际关系的所有领域,总体上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国际政治和安全秩序,二是国际经济秩序。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主要体现为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美国主导时期、制度改革的源起和发展时期、自由市场转向时期和国际秩序改革新时期。在战后国际秩序及其制度规则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进入改革和调整的新时期。在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将是百年变局的一个核心议程。考察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历程,将为思考新时期国际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启迪。     

争论中的俄罗斯秩序公正观及其外交困惑

秩序和公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和外交实践中的核心范畴。苏(俄)时期、俄罗斯独立以来对秩序和公正的认识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从深层次看是强调以国家为中心，较多关注权力与利益的争夺；在国际层面，更多关注大国地位的维持，对于近邻国家则突出等级制和霸权主义诉求。俄罗斯对秩序和公正，也即对国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复杂认知，使其外交存在诸多困惑和悖论。     

从国际秩序转型看中国的和平发展

当前国际秩序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时期,与历史上其他时候的国际秩序转型不同,这一次国际秩序转型并非发生在大战之后,其驱动力主要是全球化与冷战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使原有的国际秩序被颠覆,而全球化的浪潮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国际秩序。东亚的力量组合、所处的国际环境、内部环境以及观念、身份、制度以及利益等均出现新的演变。总的来看,东亚秩序出现"和平转型"特质,它体现在三个转型之中:一是中国的转型,一是东亚的转型,一是中国与东亚秩序的关系的转型。国际秩序的转型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试论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不少人将抑制全球危机、重振世界经济的厚望寄托于二十国集团会议,一时间关于美国霸权衰落、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的声音此起彼伏。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格局,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中的格局,也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秩序的外延非常丰富,但分析国际秩序是否发生根本变化,始终绕不过对国际格局是否根本变化的分析。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国际格局的主要领域中仍将占据主要地位。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和平共处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然而,尽管中日之间发表过《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政治文件,但围绕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究竟是什么?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对此,日本同中国的立场观点并不一致,客观上形成了"中日国际秩序观矛盾"。日本政府从未强调遵守中日之间四个政治文件处理两国关系和领土问题,而一直坚持以《旧金山和约》作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这必然影响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确有必要就中日关系的法律基础做一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