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

证明标准即为证据充分或证据不足的分界线———线上则为充分,线下者为不足。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实体法和程序法两重意义,是证明完成从而使证明责任得以卸除的客观标志;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证明要求的问题。对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我国学界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但总的说来,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就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的关系进行理清。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密切相关.我国当前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此相适应,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也有必要作相应的调整.影响证明标准的因素主要有:诉讼的性质、诉讼的价值构成、诉讼的平衡性.由此决定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应高于民诉而低于刑诉.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可分为"排除合理怀疑"、"清楚而有说服力"和"优势证明"等三种.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与发现真实——兼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明要求的内涵。受此影响，三大诉讼法长期奉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都是以客观真实或者“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证明标准，忽略了三大诉讼法性质的不同以及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比较两大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我国民事诉讼应该以形式真实为证明要求，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同时，根据案件性质、证明对象和结案方式等的不同确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     

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构建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未规定治安处罚的证明标准,加之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标准也不明确,致使公安机关在治安执法中难以正确收集证据对违法事实做出认定,乃至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本文认为,我国的治安处罚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分层次标准.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出发,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否定了客观真实说,对法律真实说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提出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和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的两条思路。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本文简要介绍了证明标准及其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通过对比国内外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进一步了解我国行政诉讼中证明标准的意义和价值,使其能在行政案件审理中起到一定的促进和引导作用。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以证明对象为视角谈刑事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证明对象与证明标准不仅一同决定了刑事诉讼活动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且二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证明对象不同,证明标准也会有所差别。以证明对象为视角,针对不同层次的证明对象,设立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意义重大。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公诉证明标准研究

公诉证明标准与审判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不同阶段的两种证据证明标准。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比审判证明标准低的公诉证明标准,并制定了严格配套机制以保障公诉权不受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缺少相关的配套机制来约束公诉权的实施,公诉证据标准应与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不能人为地降低。     

证明标准之重构设想

证明是诉讼程序的核心问题,证明标准则是证据制度的核心,是诉讼程序中极其重要却又难以把握的问题。目前,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我国的证明责任制度仍呈“块状”分布,即将证明责任制度分成三大块,分别规定在三大诉讼法中。本文分别从三大诉讼法的角度,提出笔者对于重构我国证明责任标准的一些设想。     

拘留转为逮捕证明要求质疑

本文从历史沿革、中外比较、调查研究三个方面来阐明现行拘留转为逮捕证明要求过高,脱离现实,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 ,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 ,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 ,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 ,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 ,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浅谈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对其规定不甚明确,实践中也存在着证明标准过高难以操作的问题,故而,从待证事实的性质出发,并根据不同事实的影响确立具有层次性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     

浅谈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对其规定不甚明确,实践中也存在着证明标准过高难以操作的问题,故而,从待证事实的性质出发,并根据不同事实的影响确立具有层次性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就显得非常重要。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改革的探索与争鸣过程中,形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两派,提出了诸多证明标准的改革建议。通过分析和比较"排除合理怀疑"、"内心确信"标准可以得知,以"形成确信并排除有根据的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适合司法实践需要的。     

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还是其他

设置什么样的证明标准是诉讼证明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不少学者对传统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提出批评 ,并提出应将法律真实作为证明标准。于是 ,在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之间爆发了激烈论战。笔者认为 ,法律真实说根本就不是证明标准 ,而是对达到证明标准后所认定事实的性质的刻画     

浅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随着公正程序越来越受到关注，证明标准问题也得到重视。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比较，发现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借鉴合理的证明标准规则，来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论我国刑事案件公诉证明标准的重构

公诉证明标准是指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时,依据指控证据认定指控事实应当达到的最低程度,它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该标准的科学设定和正确把握,对实现公诉目的、履行公诉职能、保障人权均有重大意义。我国的公诉案件证明标准应当与审判标准相一致,采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公诉证明标准较为适合,但在司法实务中应当准确理解和运用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