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京市社区福利服务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福利服务是当前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南京市社区服务的快速发展、理念更新和供给方式转变推动了社区福利服务的发展。同时,社区福利服务的发展也面临着服务能力与社区需求的矛盾、公益性取向与市场化运作的矛盾以及福利服务行政任务化与社会化的矛盾。我们认为社区福利服务是社区服务发展的方向,必须实现五个方面的转变：从＂扶危济困＂到＂增进福祉＂的目标转变;从＂弱势群体＂到＂全体居民＂的对象转变;从＂公共服务＂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转变;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机制转变;从＂划桨人＂到＂掌舵人＂的政府角色转变。     

社会团体介入社区福利的路径

社区福利是我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形式。发展社区福利需要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目前,由于社会团体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职责不明确,服务内容过度“政府化倾向”,基础条件薄弱等,使之与社区福利的配合状况不理想。社会团体要进入社区福利服务,需要寻找恰当的介入路径。其路径依赖表现为:借WTO之势进军社区福利事业;兴办民办福利事业,扩大自身影响力;开展符合社区建设要求的福利服务;建章立制,取得法律地位;依托政府与依托企业双轨进行;做好公益活动的技术性工作。     

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

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在特殊群体中的体现。增进儿童福利,满足儿童的物质、精神需求,是儿童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认识儿童福利需求,敦促完善的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在儿童福利政策支持下服务儿童,是儿童社会工作的中心内容。我国在儿童福利与政策上还不能自成一统,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福利模式的建构

作者在文中对城市社区福利和社区福利模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分析国外社区福利模式入手,通过阐述几种代表性社区福利模式在中国社区的适用性,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提出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福利发展模式——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我国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建立的现实基础、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政府、市场和社区在社区福利建设中的职能和地位。     

加快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考

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建设进展可喜 “到2010年,昆明将在全市范围内设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310个,建成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让700万人享受到优质的社区卫生服务。”这是《昆明市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实施意见》绘就的蓝图。昆明将在每个街道办事处所辖范围由政府举办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3—5万人,每3000—6000人就有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群众步行10-15分钟,就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同时,城市大中型医疗机构将积极承担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转送急、危、重病人的抢救和救治,使居民享受到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良好服务。     

对国际贸易影响国民福利机制问题的量化研究

本文通过对一个经济社会的模型分析,论证了政府财政支出与调控货币投放的区别和居民储蓄所形成的社会消费需求漏洞是政府旨在维持社会经济总供求平衡的调控货币投放的根本经济原因。对外贸易是一国全部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对外贸易影响着本国社会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因而影响着本国政府的调控货币投放及其规模。居民福利可分为居民个人福利和居民社会福利。居民储蓄是居民社会福利的根本;政府的调控货币投放是居民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因此,本国的对外贸易也影响着本国居民的社会福利的多少。     

国有老人福利机构市场营销策略

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背景下，国有老人福利机构竞争意识缺乏，机制僵硬，组织结构机关化，很难适应新的形势。应运用市场营销的理念和方法，采取增长型策略，关注服务对象的需求，改善服务品质，调整组织结构，加强市场调查，制订市场营销计划，促进项目开发，开展多元化服务，从而增强国有老人福利机构的市场竞争力。     

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看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的转变

作为我国传统儿童福利服务的主要方式,机构照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家庭寄养作为新型的孤残儿童照顾方式,越来越突显它的重要意义,开始成为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改革的重点.从机构照顾到家庭寄养体现了我国儿童福利服务政策在价值、目标、政府的角色、管理模式、运行模式等方面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国外“从福利到工作”福利政策的发展趋势及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过去长期采用高福利政策来解决贫困问题,然而由此产生的福利依赖和高额财政支出致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做出“从福利到工作”的政策改变.“从福利到工作”政策包括提供“个性化”就业引导,注重“工作的持续”,建立针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市场供应链,设置福利享受的条件等.我国在建设福利事业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国家、组织和个人的权责关系;对受助人群实施分类救助,避免“一视同仁”;注重福利受助者能力的提升,变单纯的福利救助为人力资本投资.     

关于我国建立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对刑罚制度进行创新。刑罚由生命刑、肉体刑向剥夺自由为主的监禁刑发展体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由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向限制自由的社区矫正制度发展,更是监狱史上一次重大变革。我国的社区矫正目前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其发展的趋势已不容置疑。     

略论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建构的社区价值观

改革开放将我国导入了经济转执、社会转型、政治转制、文化转向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机遇和挑战面前，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建构的安身立命之地，源头活水之泉只能在社区，舍此别无他途。这是因为：社区为社会福利服务组织的建构提供了广阔的场域价值、丰富的资源价值和灵活的沟通价值。确立社区价值观，是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区居民在社会福利服务组织建构中的一种理性思维、一种创新思维、一种引发丰硕成果的科学思维。     

四川灾后重建社区志愿服务法治化的比较研究

四川灾后重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纯依靠政府组织灾后重建不是明智之举,采取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模式是现实的必然。吸收志愿者参与社区重建提供专业性的志愿服务为灾后社区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实中灾区各社区已安排的志愿服务在招募、管理、资助、考评、追责等方面存有一些问题。通过借鉴其他灾害多发国家和地区的灾后社区志愿服务经验,结合灾区社区志愿服务已存在的主要问题、灾区志愿服务法律现实及我国推进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的政治语境,本文提出了一些促进灾后社区志愿服务走向法治化的具体举措,以期实现灾后社区志愿服务法治化与灾区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的双向互补。     

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的若干重要问题

从宏观层面看,社区矫正取得制度实效重在利用和培育民间力量,而非创设新的国家管理部门或制订专门法规;司法行政系统发挥矫正管理作用之时,审判部门的支配角色不应忽视。从技术层面看,社区矫正对象宜排除单处资格刑的罪犯,增加受教养人和暂缓不起诉人。此外,社区矫正的主要方式是观护和赔偿,强制公益劳动限于特定受刑人。     

社区矫正制度化的若干建议

从宏观层面看,社区矫正取得制度实效重在利用和培育民间力量,而非创设新的国家管理部门或制订专门法规;司法行政系统发挥矫正管理作用之时,审判部门的支配角色不应忽视。从技术层面看,社区矫正对象宜在现有五种人中排除单处资格刑的罪犯,增加受教养人和暂缓不起诉人。此外,社区矫正的主要方式是观护和赔偿,强制公益劳动限于特定受刑人。     

关于党内民主制度创新的几点思考

为了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创新 ,当前我们应进行五个方面的努力 ,即要进一步增强发挥党的各级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 ;要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 ;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党内选举制、任期制和建立完善弹劾罢免制 ;要进一步改革创新现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体制 ;要进一步充实细化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有关规定。     

关于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审判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我国的证据制度方面有许多热点问题值得探讨.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应做好证明标准的确立、有关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设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确立以及举证责任分担标准的明确等方面的工作.     

关于构建现代化社区监控安全防范系统的思考

建立现代化社区监控安全防范系统,是当前公安机关对社区安全进行有效管理和防范的一项紧迫和重要的任务。而要真正发挥现代化社区监控安全防范系统在成本、效率、反应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优势,就必须从硬件体系建设和软件体系建设两个方面来整体推进。     

日本的交番制度对我国社区警务建设的启示

日本的交番制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具有较成熟的经验。目前我国推行社区警务建设,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合理设置和规范社区警务室,明确社区民警的主要职责,加强对社区民警的教育、培训工作,建立派出所工作信息系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作为"反思"和"反馈"的环节,对于搞好高校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体系无论在功能选择上,还是在内容设定和方法的采用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改进的路径要符合科学性、相对性和内外结合的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三个面向",力求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行为社会化、评价队伍专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