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困境及破除策略——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为分析视角

扶贫政策执行领域下形式主义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成效。运用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对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困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形式主义的主要原因有:逐级发包制下的扶贫政策自身存在限制性;政策执行存在"维稳"及"留痕"倾向;政策受众群体消极、被动参与以及"半熟人"社会环境下产生丧失内生秩序能力及主体感的分散型村庄等因素。要破除扶贫政策执行形式主义的困境,必须建立扶贫政策信息纵向传递共享机制,连接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加强村级组织权力行使规范化,在扶贫政策评估中注重"民心留痕";提高政策受众群体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培育基层民主,加强群众监督作用等。     

政策“碎片化”:表现、原因与对策研究

政策"碎片化"是政策系统的零散状态,具体表现为政策价值、目标、资源、政策要求与执行的内部碎片化以及部门政策、地方政策、部门与地方政策、先前与后续政策之间的关系碎片化,严重影响政策整体功能优化和政策关系的协调。究其根源有部门功能分工、中央政府政策控制力下降、部门利益追求和官员自身因素限制、政策协调机制缺乏等多方面原因。因而,进行当前碎片化政策的清理,理顺政策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公共利益为基点寻求多方利益的合法均衡,实现区域层面的政策协调机制,扩大公共政策过程中公民参与是防治政策碎片化的基本对策。     

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评释

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困境"是当前中国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本文通过对贫困地区"镇——村"场域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分析,以了解扶贫资源和扶贫压力如何由乡镇基层政府传导到贫困村庄,以及在村庄内部形塑何种治理状况。贫困村庄的私人化治理,精准扶贫政策的应付型执行,扶贫资源的低效率使用,贫困户动员不足等是精准扶贫偏离其最终靶向的重要因素。走出"最后一公里困境",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引导贫困户参与扶贫工作,通过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加强村务公开、落实村民自治等途径,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     

突破山区县“互联网+农业”瓶颈 为扶贫攻坚助力——以沐川县为例

"互联网+农业"可以有效拓宽市场、促进产业升级,为扶贫攻坚开拓了一条的路径。当前在"互联网+农业"过程中仍存在产业基础薄弱,保质保量的农产品不足;网络人才缺乏,营销手段粗糙单一;监管管力,品牌保护困难;思想固化保守,参与热情度不高等问题。必须整合资源,积极引入第三方,打造地方品牌,并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充分调动产业发展内生积极性。     

增强内生动力,以“扶志+扶智”助推精准脱贫——以南宁市隆安县为例

思想贫困是造成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传统的"输血式"扶贫模式只是"授人以鱼",而并非"授人以渔"。因此,"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要以"扶志+扶智"的扶贫模式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动力,提升贫困人口"造血"能力。本文以石漠化地区隆安县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行动学习法,以问题为导向,按照聚焦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提出了"扶志+扶智"扶贫模式的对策建议。     

产业扶贫缘何难以为继:目标嵌入与行动“脱嵌”--基于一个地方案例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以项目制为基础的产业扶贫方式使政府得以将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代理”嵌入贫困村参与扶贫;为了激发村庄的内生发展能力,地方政府以政治精英下沉嵌入和村庄内生嵌入的方式,引导扶贫干部、合作社、大户三大重要的扶贫力量参与到产业扶贫中,带动贫困村产业发展和解决贫困问题。但基层政府对“短平快”效果的追求、企业纯粹逐利进入、村庄共生关系淡化及贫困户被动的策略性接受,破坏了这种嵌入性带来的结构性转变,造成产业扶贫中产业发展与脱贫目标的靶向偏离、贫困户实际创收有限、产业扶贫难以为继,形成一种脱嵌式产业扶贫。因此须构建一套完整的对产业扶贫参与主体的监督、考核、激励机制,努力探索开发扶贫目标下农户能普遍获得资源和项目成果公平性分享的制度安排,以期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裕。     

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的经验、困境与绩效提升——以湖北省为例

产业扶贫作为专项扶贫中的重要扶贫方式,由"造血式"扶贫替代"输血式"扶贫,在中国扶贫工作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积累了一定经验。然而,贫困对象误识与致贫原因研究不足导致产业扶贫对象瞄准机制仍不完善,"劣币驱逐良币"与产业同质化现象导致扶贫龙头企业及产业难以准确定位,扶贫对象能力缺乏及其政策误读导致扶贫对象难以与扶贫主体有效衔接,加之产业扶贫面临着"丰产不丰收"等技术难题,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仍有待提高。为进一步提升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绩效,应进一步完善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丰富建档立卡信息及完善软件自动识别技术实现对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利用信息优势,借助专家智库资源,弥补扶贫企业在产业扶贫中产生的正外部效应,避免产业同质化;利用先进科技实现扶贫可持续发展,并将"互联网+"技术融入产业扶贫全过程;通过加强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深入实施"雨露计划",实现扶贫产业与扶贫对象的精准衔接;同时,应为湖北连片特困地区产业扶贫提供制度保障。     

解决“下有对策”现象的路径分析——基于地方政府视角的分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日益成为现实中的一种政策常态。"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典型分析是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关系。地方政府存在"下有对策"的原因在于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力,以及地方政策过程的不科学加上外在地方政策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本文结合地方政府出现"下有对策"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地方政府利益和权力的约束、政策过程的科学化、地方政策的监督角度提出了解决"下有对策"的路径。     

滇越跨境民族“去贫困”识探

边民贫困是中国边境民族地区普性的社会事实,中国政府进行大范围巨资扶贫的同时,学术界也进行了多学科的多维视野研究。然而,市场化的加快进程使得滇越边民社会关系物质理性化,国家良好扶贫政策在滇越边境民族地区渐失"作为"的社会场域,从而导致国家巨资扶贫并未在边疆民族地区制造出新的财富生产力。只有国家保证巨资扶贫的前提下,积极培养地方权力代理人自觉的富民意识,进而在边区营造出一个良性的政策再生环境,滇越边民才能根本性走出贫困的生境。     

农业龙头企业支持政策分野与企农关系治理研究

国家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提升农业产业经营水平,实现农户增收和农业增效。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有效协作不仅是农业龙头企业稳产增效的主要源泉,而且在促进农户增收的同时也为农户发展带来了具有"发展权益相对剥夺"的分利行为。借鉴分利集团的行为逻辑分析与负效应治理框架,可以发现,农业龙头企业与政府、农户等利益相关群体存在明显的利益诉求差异。从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利益共享"视角看,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分利行为的治理策略为:强化协同,明确组织使命与角色定位;明晰产权划分,关注制度化组织与政策关联;提升农业龙头企业企业家素质,增强农户发展的可行能力;"政银(保)企农"结合,开展"多元捆绑式"补贴机制创新;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转型升级,为农户留利保利。     

供需偏好视角下的扶贫资源精准配置研究

供给与需求有机衔接是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模式在行政主导下偏向宏观执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目标群体排斥、扶贫资源被社会精英俘获、贫困对象脱贫动力弱化等脱贫效率低下问题。形成这种微观资源错配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分散、小集中"的贫困分布格局、贫困群体的弱势特征在产生多样化需求的同时,造成了个性资源到村入户的高成本。扶贫绩效目标考核偏差与社会参与不足则加剧了"抓大放小"资源配置格局的形成。实现政府同质化资源供给偏好与扶贫对象异质化偏好的契合,需要通过信息识别与构建衔接平台进行匹配,优化政府绩效考核方式,合理引导贫困群体需求偏好,激发对接扶贫资源的动力,引入多元供给主体,加强资源整合提升监管效率。     

党建引领扶贫 金融撬动脱贫——玉屏县探索“民心党建+金融+”精准扶贫新机制调研报告

精准扶贫工作是当前的一项中心任务,党建工作如何围绕这一中心做精做实,是彰显新时期党建工作生命力的迫切需要。玉屏侗族自治县创新"民心党建+信合+"模式,闯出了一条贫困农户、村集体和企业多方共赢的党建金融扶贫新路子。     

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研究——基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实践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国家战略,做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精准扶贫工作,需要政协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首先,运用案例分析研究方法,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精准扶贫的实践,认为:结对帮扶、提供就业、捐款捐资、发展脱贫产业、兴办经济实体、助力集体经济发展等措施行之有效,具有推广应用价值。其次,总结提炼出"政协+企业帮扶+产业扶贫""政协+企业帮扶+教育扶贫""政协+企业帮扶+社保扶贫""政协+危房改造扶贫""政协+就业扶贫"等五种符合泸州实际的精准扶贫模式的经验。再次,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深度贫困问题突出;致贫因素复杂交织,脱贫摘帽难度增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缺乏内生脱贫动力。从严格监督验收、调研社情民意、加大政策宣传等三个方面提出创新泸州政协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     

精英俘获:村庄结构变迁背景下扶贫项目“内卷化”分析——基于黔西南N村产业扶贫的调查研究

产业扶贫是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项目资源。村庄调研发现,村庄精英主动侵占扶贫资源和被动承接扶贫项目是精英俘获的两种路径,精英俘获造成了扶贫项目内卷化,成为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原因。在乡村变迁背景下,阶层分化的村庄社会结构、精英垄断的村庄权力结构以及悬浮型的村庄治理结构,是精英俘获扶贫资源的社会基础。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关注扶贫工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把村庄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事实纳入扶贫和研究工作中。     

“互联网+”视角下地方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研究

"十三五"时期,精准扶贫是我国消除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面对精准扶贫热潮,政府部门和学界都在积极探索。目前,许多地方利用互联网技术围绕精准扶贫开展了创新性的工作,形成了地方精准扶贫模式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进一步发展了精准扶贫的内涵。本文以江苏省某市利用互联网开展"阳光扶贫"为例,研究"互联网+"视角下的地方精准扶贫工作模式创新,分析其推进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剖析地方精准扶贫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探索实施精准扶贫创新模式,为精准扶贫提供工作思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实现脱真贫、真脱贫。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的治理之道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领域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制约政策执行成效。欲破除其形式主义,目标群体参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路径。目标群体参与可促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从贫困村贫困户的客观实际出发,紧密联系贫困群众,克服政策执行中的“面子工程”现象,真正实现政策目标。目标群体在精准识别阶段整体参与水平偏低、精准帮扶阶段消极被动参与、贫困退出阶段参与功能弱化、脱贫考核阶段参与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引致在克服形式主义方面力有不逮。应在精准识别阶段提升目标群体整体参与水平,精准帮扶阶段提高参与主动性与能力,贫困退出阶段加强参与制度保障,脱贫考核阶段增强参与的有效性,以从根本上治理形式主义这一政策执行不良现象。     

微型金融扶贫之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探索——中国云南省贫困地区为例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严峻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贫困问题,但是在政府扶贫过程中投入资金较多,产出却较少,导致了扶贫效果不明显、扶贫资金浪费的现象。本文以云南贫困地区金融扶贫为例,对比优选了其中较好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模式进行研究。深入分析了龙头企业带动模式的运作方式和效果,全面阐述了该模式对农村、农户、政府、金融机构及龙头企业本身的促进作用,就微型金融扶贫中龙头企业带动模式的发展前景作了探索。     

了解社会底层心态 为精准扶贫把“心脉”——以西安市城乡社会底层心态研究为例

从精准扶贫的视角,以广泛深入的调研,用事实数据作支撑,研究西安市城乡底层群众对脱贫致富奔小康这一目标的社会认知(自我阶层认同、贫困原因认知、扶贫政策知晓)、社会支持感(对帮扶的感受度、信赖度、人际交往情况)以及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信心度、目标愿景、努力途径),了解城乡底层群众所思所想所愿,能够为"精准扶贫"把握"心脉",为实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凝聚共识,激发城乡底层群众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建议高度重视精神扶贫,进一步完善低保政策,促进底层群众的社会参与,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压力型科层制下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样态

基层政府在我国精准扶贫中扮演着政策执行的重要角色。通过对17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扶贫政策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共谋""备考""规避"等执行样态,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基层政府在"科层制"和"压力型体制"环境下的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用"的权力运作方式。在压力型科层体制下,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和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往往使基层政府嵌入三种关系之中:压力型体制与科层制的关系,目标责任与资源匮乏的关系,参与式扶贫与政府主导型扶贫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的存在使基层政府在压力型体制、科层制和参与式扶贫的胶结状态下寻求政策执行的策略,并塑造着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样态。     

“权力距”视野下的政策议程设置研究

政策议程设置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少理论模型在追求自身完美建构的同时却又陷入相互矛盾的窠臼,其原因在于政策实践的纷繁复杂与议程设置的理性主义之间的错配从而限制了理论模型的解释力。从"权力距"视角来分析政策议程设置是一种创新的尝试。"权力距"关注政策议程的存续状态和动态演进过程,是一种向量关系,包括三个因素:触点(政策问题)、动力(利益诱导与群体力量对比)、方向(议程演变的动态趋向)。缩小"权力距"的努力常常受制于客观条件、资源投入、利益冲突和价值分歧等诸多因素。为推动政策议程设置,其策略选择主要包括:提高议题倡议群体的影响力、采取联盟战略、利用媒体和舆论、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