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政风行风长效机制探索

地方政府通过深化改革探索治理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解决基层群众反应强烈的社会问题,始终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议题.公共服务标准化改革,不仅实质性地提升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而且成就了克服基层公共服务领域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的长效机制,在重塑现代社会官民关系中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推动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参政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调适与能力建构

现代国家治理强调政党、国家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协同治理。其中,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以社会代表的身份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是现代国家治理最为能动的政治主体。政党代表社会提出治理国家的方略,依托政权实施治国理政的行动,其政党功能的发挥和政党能力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绩效的好坏,同时决定着政党制度效能的大小。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主体,也是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主体。参政党因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调适和能力建构,是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着力重点。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政党功能和政党能力的一般性要求,坚持主体能动性和时代适应性原则,探讨参政党功能及其能力的建构,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三层互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正和博弈

根据对弈双方的合作程度,博弈可分为非合作博弈和合作博弈,也称零和博弈和正数和博弈.以往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往往是建构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考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难实现中央与地方的良性平衡,即使实现了也难以长期保持.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范式,即正和互动范式.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来分析实行正和互动范式的可能性,并提出把社会引入到中央与地方当中,形成中央、地方、社会的三层互动.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机制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前沿,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实践参与式治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民主化。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地方政府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独立的决策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决策主体多元参与、第三方参与决策评价标准制定、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探讨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与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研究——地方政府行为视角

地方政府是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参与者,是房地产市场的主体之一.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中的行为分析,探讨了其对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影响,并构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模型,在对双方博弈行为的阐释中找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根源,为中央的政策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建构,其本质是国家主权性与国家合法性的二维建设。中国在现代国家建构之中,不仅存在着民族—国家建构与民主—国家建构的非均衡性,而且还存在着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农村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落后于城市发展,国家政权认同在乡村社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进一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大力完善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增强国家合法性,是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     

宪政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宪政建设要求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这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从人的存在方式看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

可持续发展现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有必要从人的存在方式上建构其哲学基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主体性原则,并且不断地追求健全的主体性原则;在人与人或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上,可持续发展有必要承认互主体性原则的规范和建设作用。     

对于财政转移支付问题的研究——以横向转移支付为视角

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起点是政府间财权与责任的划分,自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晰的财权与事权划分,地方财政往往寅吃卯粮,削弱了地方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财政转移支付作为政府宏观调控、进行收入再分配、建设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的重要手段,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应以横向转移支付为切入点,围绕政府间财权与责任一一对应的原则,建立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框架横向转移支付为辅助的转移支付体系规范地方财政建设,进而推动科学财政管理体制与现代财政法制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组织培育路径探究——基于济南市社会组织培育现状的分析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日益受到重视。为了培育社会组织,济南市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但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与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进一步深化对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完善社会组织培育制度和政策、提高社会组织的培育质量、加强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和队伍建设以及加强社会组织监管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济南市应该从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资金扶持、人才培养、有效监管、孵化培育机制等方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探索社会组织发展的新经验,积极发展社会组织,使其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之一,以期促进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探析

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述,对转型时期如何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必要的中央集权和在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下的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关系,在体制模式选择上乃是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混合体制.     

比较国家建构:近代西欧的历程与中国语境的阐释

国家建构是指国家能力的增强和权力扩张的过程,它所描述的是近代西欧各国在中世纪的政治基础上建立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战争和地缘政治压力的驱使下,西欧各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加强控制,逐步剥夺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以实现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直接统治。而将近代西欧国家建构的历程与中国相比照,则无法逐一对应。中国自秦汉开始就建构起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国家政权虽然没有很强的社会管理和控制能力,但却拥有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和强制干预的能力。与西欧相比,除未形成"民族"认同外,中国早于西欧千余年就已建立起类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辛亥革命后的政治进程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国家的重构。因此,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建构而言,其核心任务是通过由"民族国家"建设向"民主国家"建设的转向,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达到"权威"与"民主"的制度均衡。     

＂一致性民间法＂的社会控制与和谐社会之秩序建构

和谐社会秩序之建构与维系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法治目标和任务，同时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基石。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总是与有效的社会控制模式密不可分。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控制的核心——制定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优势。但由于我国现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价值的多元性，使得其调控社会之功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散落于乡土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民间法是特定域内确立的一种特定主体共信共行的规范体系总称，其功能在于社会控制。因而，重视并有效协调或整合其与制定法的关系，对于考察社会控制与和谐社会建构诸要素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宪法文化解析

宪法文化作为人们对宪法的信仰、理念和情感,以及受此影响对党政制度的选择,对一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深刻影响.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处于非法制化的状态,这既有宪政制度也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法治建构中央与地方关系,要加强宪法制度和观念文化的有机结合,厘定相关基本范畴,并培育中央与地方分权、辅助性原则、公民参与等价值理念,逐步形成一种基于法律并严格遵守法律的社会氛围.     

中国外交能力分析——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

对于全球性的大国而言,外交不单只是外交,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内政,反之亦然.外交能力指的是大国统筹国内国际大局,综合调整和动员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物质权力与规范网络等资源,达到国内进步与国际体系稳定相互促进所必备的统合能力.本文按照国家-市场-社会的逻辑,从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规范以及国内与国际统筹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中所要面对的一些议题.     

基于"三圈理论"的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提升路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提升对推进国家市场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三圈理论"从价值维度、能力维度和支持维度阐明了影响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的关联要素.基于"三圈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广西X县市场监管现状,发现其在责任意识、监管能力、保障力度等方面存在弱化与不足,进而导致其市场监管效能较低.为此,塑造服务价值、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支持力度等是提高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耐克区"的可行路径.     

非均衡性统一法律空间的建构——普京时期(2000-2016)俄罗斯联邦央地宪法和法律关系的治理矢量及其主要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俄罗斯的央地关系指的是俄罗斯联邦和联邦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改革转型的进程困难重重。苏联解体之后,联邦的基本宪政制度和联邦制度经受巨大挑战并几经波折。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宪法-条约”式的联邦主义,央地关系严重失序。在“宪法-条约”式联邦制下,用协议换取联邦主体的忠诚度和合谋,这一“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区别性和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严重损害了俄罗斯联邦的宪法和法律的整体性,统一的法律空间遭到破坏。其制度设计的本意——保障联邦的统一、国家领土的完整和政治的稳定反而成为制度本身逻辑下的受损方。普京执政之后开始建设“真正的联邦制”,为了治理俄罗斯的央地关系,俄罗斯构建了统一法律空间的治理矢量:在宪法和法律层面承认地方自治分权,但施行统一维度的规制;限定各类主体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在实际操作过程和联邦主体各自的法律层面则略有不同,体现出各自法律关系实质上的非均等性,以制度性地支撑不同联邦主体的实际差异。本文廓清了非均衡性联邦主义客观存在的法律关系中的权能方面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对此进行分析,认为俄罗斯央地法律关系治理采取了建构统一法律空间框架下的非均衡性联邦主义的制度安排。该治理路径虽然有诸多治理困境,但不可否认其对于央地法律关系重塑和俄罗斯完成现代国家重构的重大作用,有效促进了俄罗斯联邦的统一与完整,提高了俄罗斯联邦国家治理能力。俄罗斯央地法律关系的治理,为我们提供了国家央地结构变迁的叙事样本以及关于大国央地法律关系的调整与发展路径的国别经验。     

论地方政府发债权的法理属性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债权,意味着其必先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自主权,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地方人大的财政分权关系涉及纵向和横向权力制约的宪政命题。作为本地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中央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地方政府有着特殊的双重身份。从权力的法理属性来看,地方政府发债权具有公权力、地方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属性特征。对地方政府发债权进行必要的规制和监督,成为了法治社会和宪政国家的应有之义。     

地方政府融资与债务问题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由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债务资金用途收益低、监管机制不健全、“土地财政”紧缩等原因导致过度累积，成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沉重“包袱”。本着提升地方政府债务及资产经营能力、谨慎借鉴国外经验、妥善协调利益相关方的基本思路，努力做到全面摸清地方债务底细、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加强动态防控体系建设、形成债务及资产经营机制、推动相关领域改革等，促使债务及资产管理制度化，增强政府资产经营和偿债能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发展的路径探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从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向转型,要求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互动。治理理论下的国家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中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可使其发挥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信任、互惠和网络关系方面构筑新型政社关系,以此了解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整合的困境,探索社会组织发展路径,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