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约车监管问题研究

网约车被认为是共享经济在交通领域内的新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交通运输部出台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其进行监管,而后各地纷纷出台了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对网约车运营进行管理。但新出台的网约车监管制度却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随着网约车的依法运行,逐渐暴露了网约车监管的上位法缺失问题、现行监管制度有违行政实体公正原则等问题。通过修改上位法使得网约车拥有其立法依据,同时修改现有管理规定使其合理性原则得到满足,加之倒逼传统出租车行业向网约车模式改革,才能使网约车这一新兴事物在法治的轨道上蓬勃发展,保障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安全,为城市交通出行市场注入新鲜活力。     

网约车行政监管路径的探索

网约车与任何一种传统的出行方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迅猛发展的网约车对既有市场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为了迎合旧有的监管框架而削足适履的做法,风险已经显现,网约车对行政监管提出了新任务和新挑战。我们应当遵循被动型监管思路,鼓励创新的同时,坚守审慎监管的态度,政府和网约车平台须职责分明、各司其职,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承认平台的治理地位,构建政府管平台,平台管司机和车辆的监管模式。     

“因地制宜”与“殊途同归”: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多元化成因分析

面对网约车的兴起与扩张,中央政府提出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政策基调。然而,相继出台的地方网约车政策为何出现或宽松或严格的多元化现象?现有研究关于地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大多聚焦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较少关注互联网要素对于地方政策制定的影响,更少注重不同影响因素对地方政策的组合效应。聚焦于中国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现象,本文分析了地方网约车政策因地制宜的组合因素与地方政府殊途同归的政策动机。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本文系统比较了全国34个大中城市的网约车政策文本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央地政策时间差距、既有利益集团、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状况以及互联网交通发展水平等五大影响因素共同决定了地方网约车政策的多元化,这五大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竞争型补充型限制型与规范型四种不同的地方网约车政策类型;而地方政府在网约车政策制定过程中都遵循了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交通状况的共同逻辑。本研究拓展了地方政策制定理论在网约车政策研究中的解释力,也为互联网时代地方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政策建构政治:理解我国顶层设计-地方细则 ——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治过程的开放,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在整体上进行政策回应。这一类政策问题往往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和高的政策复杂性程度,使得中央政府开始利用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模式回应渐进改革所无法消解的政策困境。在社会建构和政策设计理论视角下,本文建构了政策建构政治模型,以网约车政策过程为例,对顶层设计-地方细则的过程进行了分析。顶层设计-地方细则模式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在利益-意义的丛林中,通过调整目标人群的话语框架,在锚定和区隔的逻辑之下,建构了网约车这一目标人群,从而在利益和话语上调和了多重冲突,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实现了整体性回应。第二阶段,顶层设计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前馈效应,包括话语效应和权力-资源效应,这重构了政策子系统的运作逻辑,建构了多样化的次级政策子系统。第三阶段,地方细则的设计内嵌于次级子系统,其围绕地方政府所建构,既受顶层设计的约束,也嵌入在地方政策历史以及地方治理情境之中。地方政府可以沿着地方政府所选择的话语框架以及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进行差异化政策设计。最终,顶层设计和地方细则构成了网约车政策领域之内的整体的政策设计。     

增值税央地分享:中国现状、国际比较及政策启示

基于营改增后增值税收入央地划分调整的背景,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增值税央地分享机制具有的激励导向型特征,认为其造成了地区间财力分配的不公,而当前的过渡性调整方案并未改变这一本质特征。通过较为广泛的国际比较后发现,大部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都是以促进地区间财力分配公平为目标在政府之间划分增值税的,本文将其称为公平导向型机制。基于我国当前激励导向型分享机制所具有的内在缺陷和有关的国际实践,本文提出,在未来具备条件时,我国增值税央地分享应从激励导向转为公平导向。     

城市、权力与治理:城市政治学的论域、脉络与启示

城市政治学研究的是在城市这一空间内权力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状况。精英主义与多元主义关于谁掌控城市权力的争论促成了城市政治学的兴起;增长机器论探讨了政商联盟对城市权力结构的形塑,它的问世预示着城市政治学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早期的城市政体论仍处于过渡阶段,它主要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动态关系出发,把脉城市的权力结构;后期的城市政体论则从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角度,阐述了新型的作为生产模式的权力观,这也标志着城市政治学的发展进入了治理研究阶段。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研究:范式转型与善治逻辑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式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相承相关。在不同的时段与空间,这些交错因素的合力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形成了时代变迁的轨迹,从而需要我们以综合性的视角,理解与审视三个问题:基层社会的变迁为何如此,将会如何,以及如何构建现代性的国家与社会。本研究发现:城市基层治理的稳定性取决于国家在基层社会建立健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层治理的活力取决于市场逻辑与社区自治在基层社会的发展,基层治理的善治取决于国家与市场在基层社会的合理边界与良性互动。     

城市群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网络:动机、约束与变迁

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既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已形成了双边与多边网络结构。全体成员参与协作的制度性安排试图促进府际协作,通过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收益动机、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形成的外在约束来影响并改善府际协作。制度性安排与府际协作的网络变迁历经城市群的非协作时期、培育协作时期与自主协作时期三个阶段。2006-2015年间我国城市群联席会数据表明,省内与跨省的府际协作差距巨大,其中制度安排对长三角双边协作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使得该城市群协作从培育期进入自主时期。京津冀目前尚处于前协作阶段,但已向培育期转变。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考虑降低城市间协作可能遇到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根据不同的结构进行制度性统筹安排。     

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

2007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公共服务动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公共服务动机适时的研究回顾与反思对促进知识增长,完善和改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文献计量法从考察对象、研究方法与影响因素三个维度对中国情境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批判反思,指出既有研究存在研究对象单一、量表使用混乱、检验方法粗糙和对影响机制挖掘不深入等四个方面的局限。最后,结合既有研究基础,国际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研究前沿以及中国情境的特点,提出未来研究可能的突破方向,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我国城市贫困家庭经济支持网研究 --来自250户贫困家庭的实证研究

贫困人口经济支持网络规模小、紧密度低,实物支持的网络规模略高于金钱支持.在网络关系构成上,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网络成员与贫困人口在个人社会特征方面同质性较高,所以在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经济支持网并不能使他们真正摆脱困境,需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空间、制度与治理:两岸三地城市商品房社区治理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商品房社区广泛扩展,其建设与治理的模式承袭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部分基因"。社区是时间、空间、人群与制度交汇的产物,商品房社区的典型特征是空间与服务的"二次商品化"。既往的研究缺乏对这两个环节的"贯通式"制度研究,本文引入空间和制度的视角,对两岸三地的商品房社区治理展开全过程比较。研究发现,制度在商品房社区"二次商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刚性约束作用。"空间商品化"环节的"制度失准"埋下了后期治理的隐患,"服务商品化"环节对权责配置的"制度模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贯穿其中的是对权利关系的规范失调。具体而言,与港台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商品房社区的土地出让规模、人口体量偏大,造成了后期治理中的业主组织和动员难题;由于缺乏对市场组织、业主组织的监督条款,且采取"积极多数决"的决策手段,造成了业主群体的服务选择难题。由此观之,找准时空坐标,贯通"空间生产-后期治理"全过程,完善制度设计,调整和规范"二次商品化"中的权利关系,是推动商品房社区治理的必要条件。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地区社会治理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研究

地方政府增加社会治理公共支出会有效改善各领域的社会治理水平,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就业及科技创新等,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东部十一个省域面板数据,以政府对社会治理活动各领域的公共支出与公民个人所得税支出为主要指标,对各地区社会治理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社会治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且省际差异较小,而公民的社会治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在省域间差异较为明显。     

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的主体、组织与政策结构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场域,城市治理结构是一种新型治理结构,本文从主体结构、组织结构、政策结构角度对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结构进行研究。在城市治理主体结构方面,大数据丰富城市治理主体的组成元素、促进城市治理主体技术能力的提升、推动形成城市治理主体的协同关系。在城市治理组织结构方面,大数据消解城市治理组织结构的科层制困境、推动城市治理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建构。在城市治理政策结构方面,大数据助力精准识别城市治理问题、精准制定城市治理方案、精准执行城市治理政策。推动大数据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促进大数据赋能城市治理结构,有助于实现城市治理精细化、精准化、智能化和现代化。     

中国环境政策力度与环境治理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用C-D生产函数形式,构建了随机前沿生产分析模型用于测度我国各项环境治理要素的产出水平,模型主函数以1999—2015年的环境政策力度、环境治理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人力投入三大指标为自变量,环境治理产出指标分别采用熵权法赋权后的环境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和万元GDP能耗的加权和值以及该数值的年度变化值。研究表明环境政策力度在不同模型中均显示对环境治理产出的正向作用,而环境治理资金与人力投入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或者相关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不同模型下对环境治理效率的测度也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总体上应该对我国环境治理效率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自20世纪4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人力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渐受重视。舒尔茨基于对美国20世纪上半叶经济增长的分析发现,由于忽视了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因而无法解释现实中产出增长率远远超出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事实。他认为,研究经济增长,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的概念,而不是只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和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舒尔茨并没有提出一个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20世纪8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5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内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都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起源、发现与局限性

公共服务动机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外公共行政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建立在个人与组织匹配理论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代表着公共行政学试图构建一种有别于私人部门"经济人"假设、为公共部门所特有的人性假设之努力。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主要考察了公共服务动机对职业选择、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组织变革接受度和公民参与态度的影响。作为一种尚处于发展中的理论,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忽视了公共部门雇员角色冲突,也忽视了偏好伪装和思想、语言表达、行为"三体分离"所带来的客观测量挑战;在实证分析方面,反向因果、中介变量影响和内生性问题都未得到有效处理。     

健康治理:顶层设计、政策工具与经验借鉴

健康治理体现的是以健康为焦点的跨部门合作治理理念。发达国家健康治理的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目前公认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有芬兰、新西兰、英国和南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健康治理实践具有共性,如均以法律、国家战略规划及其配套的行动方案等方式确立了健康治理的蓝图、方向和行动步骤。但同时又各具特色形成自己的治理模式,如芬兰的以立法干预为主的治理模式、南澳大利亚的整体政府模式、新西兰的分权治理模式、英国的准契约化模式。健康治理的成功实施涵盖了启动和实施两个阶段的若干要素,并配合以行政、法律、战略管理、绩效管理、流程再造等工具,实现健康治理的制度化可持续运作。当下我国处于老龄化和健康不平等的语境之下,国际健康治理理念的传播以及各国实践的发展对我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