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大众应对危机的影响——社会心理视角

应对危机的大众心理状况直接影响着危机状态下的社会行为。目前,这种社会心理并不尽如人意,表现为危机意识淡漠、警觉性下降,应对能力薄弱,灾难导致的哀伤沉重持久而泛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价值变化的影响,更有媒体在现代社会危机应对心理塑造上的偏差。改善之道在于增强大众媒体对危机应对的关注力度,改进大众媒体的报道方式,提高其科学报道的水平,并发挥大众媒体的优势,加强公众的虚拟危机应对训练。     

媒体如何理性引导社会情绪

人的行为会受情绪的影响,而社会情绪也会深刻影响社会的运行状态。利用媒体对社会大众的情绪进行理性化引导,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媒体的影响力,从而获得双赢效果。     

如何抵御“忽悠社会”

当今时代信息高度发达,试图说服、劝导或影响民众的心理和行为的宣传/劝说行为,无所不在:广告、推销、电视新闻、政治宣传等,各怀动机,试图影响和操纵大众。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宣传力:政治与商业中的心理操纵》一书,解析了当代大众媒体和政治系统等运用各种宣传/劝导技术操纵大众的过程、危害及大众可能的应对之道。作者在书中指出,现代社会——姑且不     

革陋习树新风应与法律根治相结合

革陋习树新风是全面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重要措施,是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的重要内容,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革陋习树新风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和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努力完成。革陋习树新风,首先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广播、电视、报纸、刊物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对公民道德观念的影响形成,有着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所有大众媒体特别是代表国家主流媒体,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宣传社会进步、时代发展方向的道德行为和时代楷模的高尚品质,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追求真善美;坚决抵制、抨击各种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和生活陋习,帮助人们明辨是非,抵制假丑     

政府与大众媒体公共关系模式

常态模式政府与大众传媒的公共关系模式有常态和非常态两种。把握这两种模式的本质特征,对政府官员有效利用媒体传播政府信息有现实的意义。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大众媒体与政府的公共关系,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大众媒体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为政府行政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第二,大众媒体是政府与社会进行信息交换的最有效的渠道,是政府管理社会不可缺少的信息来源和信息传播管道,是政府行政效果的社会晴雨表;第三,大众媒体还是社会大众公意的代言人,对政府发挥着舆论监督的社会职能。大众媒体与政府常态…     

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当代短信文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同时也是国民心理敏感、脆弱、动荡时期。广为传播的手机短信无异于公众心理的一面棱镜,鲜活地折射了社会心理的众生相。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当代短信文化甚至拥有了“第五媒体”、“拇指文化”或“拇指文明”之美誉,且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又广远的影响。     

救国的味道:中国早期白话报的文脉

在晚清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中,有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即白话报的出现及其说国民的话、为国民说话的文化趣味.在大众化成为中国媒体发展主潮的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回味的细节.     

西方政党新竞选模式的特征及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西方政治中传统的阶级投票模式发生变化,选举伴随着选民的流动性、非意识形态化逐渐从选民表达其政党忠诚的一种方式变成表达个人舆论倾向的手段,选举行为变得个人化、实用主义化,候选人个人魅力如何、政府政绩好坏、竞选纲领是否对自己有利等一些短期及表面因素对选民的影响加大.同时,大众媒体日渐独立性的发展及对选举政治的广泛渗透,使其成为政党联络选民的重要渠道,政党如何处理同媒体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利用媒体为己服务成为其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对疲劳驾驶的执法思考——以包茂高速陕西延安“8·26”特大交通事故为例

酒后驾车作为道路安全的重大隐患,早已成为一种常识深入人心,而与饮酒同样被《道路交通安全法》列为不得驾驶机动车的绝对禁止"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却有着难以承受之"轻"——长久以来,无论是社会大众、主流媒体还是警务部门都没有对疲劳驾驶造成的隐患给予足够的重视,法律没有明确     

要切实重视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培养

当今社会随着传播方式和媒体格局的深刻变化,新闻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生活和思想的重要因素,面对全新的媒体环境,大力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增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于领导干部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一、培育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重要性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主要是指领导干部对大众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方面的素养。具体包括正确全面地认识大众媒体及其重要性,包括媒体的运作、特性、正负功能,媒体控制、传播规律等;正确利用传媒发布政务信息,动员民众力量,引导社会舆论,平息公共危机,树立政府形象。     

榜样再现与偶像生产:媒体引导个体价值取向的机制及困境

"榜样"代表了主流社会所提倡的价值观念,"偶像"代表了大众所喜爱的流行文化,以树立"榜样"和推出"偶像"影响社会的价值取向,是社会结构对个体进行引导和整合的重要方式。以媒体对个体价值取向的影响机制为视角,通过将榜样和偶像所具有的价值功能进行对比和分析,可以说明媒体引导个体价值取向的逻辑和悖论。     

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如何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

媒体舆论监督是实践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途径。媒体舆论监督中的缺位和越位现象、新闻报道中的腐败行为和片面追求眼球效应是我国媒体在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加强媒体舆论监督,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需要处理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使其在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共同价值理念指导下展开沟通与合作,同时加强媒体舆论监督中的行为自律,建立健全保障舆论监督权的法制法规。     

微媒体时代如何培育积极社会心态北大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眭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的影响是多层次的。积极的社会心态,可以引导人们保持理性、责任、客观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消极社会心态则具有反向作用。微媒体技术的普及改变着人们社会心态形成发展的既有生态,影响社会成员的普遍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亟须加强对微媒体的认识和有效运用,引导和培育积极社会心态。     

消费社会中媒体对广告的引导作用

大众媒体在消费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为人类的消费虚拟了一套符号系统,这一系统主要依靠广告来昭示天下。不良广告有其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因此有必要借助社会伦理教育、杜绝权力寻租、改变赢利模式等手段加强媒体对广告的正面引导作用。     

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路径分析——兼论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道德的法律化有其必要性,但应有"度"的限制,立法机关只能将国民应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道德义务要上升为法律义务,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这种违反道德义务的行为具有严重的法益侵害性,这种侵害必须对社会赖以维持正常状态的根基构成了威胁;二是这种义务必须是能够期待国民履行的义务,即这种义务应当具有社会相当性。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道德义务不能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危险,有必要将国民在可能的时候必须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社会成员的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即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入罪。     

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

随着人类社会的急剧变迁，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青少年获得文化知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途径发生了根本改变，在文化传承上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对施教者施加影响的现象，即“反向社会化”。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是由多种社会因素促成的，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全球化、互联网与大众媒体、青少年参与及同辈群体等，由此构成了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的动力机制。     

媒体社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以英国工党为例

在当代社会中，媒体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变甚至重塑着人们的生活。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已成为第四大媒体。其中，作为最主要的大众媒体，电视对大选的影响几乎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在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生活中，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避开如何应对媒体的挑战这一课题，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     

不雅游园行为的警示

近日,一些内地游客在香港迪斯尼乐园游览时的不雅行为,在香港居民和外国游客中引起较大反响,许多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和热评。某些内地游客的不雅行为不仅在港澳地区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的许多地区也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这部分内地游客的不雅行为,给我国国民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香港媒体称其是“羞耻的”,不仅与香港这个文明繁荣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十分不和谐,而且也与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国民应该具有的素养不相称。然而,令人遗憾和催人深思的是,在由此而引发的后续反映与舆情走向中,竟然还有不少人连这些行为属于“不雅”都没…     

浅谈网络媒体下广告的视觉传达

近年来,新媒体（主要是网络媒体）的兴起对传统大众媒体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电视、报纸、杂志、广播这些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传统大众媒体所拥有的受众正日益减少,使得长期依赖于传统大众媒体进行广告等宣传的行业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澳门青年参政议政的要素分析

近年来,澳门青年参与政治活动风气渐盛,在2013年的立法会选举中,首次有一名29岁以下的参选者成功以直选方式进入澳门立法会。青年参与议政事务在其不同成长阶段,心智发展是否达到利他为本的情操及可为他人表达意见及争取应有权益的能力,值得社会关注。本文以青年参政的行为发展及获得权力后对社会的影响,从弗罗伊德的人格结构学分析青年参政议政所需的心智发展,及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以需求阶梯理论说明培育青年议政的重要性,提出青年充权工作与参政能力发展要相互配合;培育青年正确的议政目的;建立明确的培育方针;强调正面议政文化;建立公义制约确保议政行为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同时关注议政青年心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