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源流理论视角下的政府议程分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为例

土地问题已成为困扰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由此引发的土地纠纷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适时修改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做到有法可依。2012年国务院审议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非常关键,意味着该法律完成了政府议程而进入到决策阶段。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视角,对土地管理问题的问题源流、焦点事件、政策之窗等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政策议程是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者汇合的结果,其中政策企业家的作用不容低估。     

多源流理论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策议程设置的缺陷:政策制定者带着有色眼镜筛选政策问题,导致了部分政策不能落地生根,损害了服务型政府宗旨。多源流理论肯定了政策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政策企业家在冲开政策之窗和推动问题被提上了政策议程的贡献。多源流理论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为了使多源流理论成为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锐器,仍需重视公众利益的表达渠道和发挥智库的作用。     

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的议程分析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为防治校园霸凌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政策文本,是我国在治理校园霸凌道路上迈出的跨越式步伐。本文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对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议程过程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进行梳理,分析政策之窗的开启以及三流交汇,以此解释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出台的政策过程。同时就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经验进行讨论和总结,指出在我国校园霸凌治理政策议程建立的过程中,抓住焦点事件引起舆论热潮、吸引核心决策者关注、渐进决策、有效的制度性利益反映渠道都加速推动了校园霸凌问题走进政府视线以使其纳入政策议程,最终促成了校园霸凌治理政策的出台。     

为什么农民工家庭多离散?

农民的外出流动极大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但也衍生出大量的留守群体,造成了农民工家庭的离散化现象,这不仅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制度的产物,也是农民家庭的理性选择     

湖北省实施“壮腰工程”战略决策的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理论

本文以约翰·金顿(John·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为基础对湖北省实施‘壮腰工程’加快荆州振兴战略决策的政策议程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介绍了政策议程的有关理论,并重点介绍了约翰·金顿(John·Kingdon)的多源流分析理论;其次,借鉴约翰·金顿的多源流分析理论,按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条线索,对湖北省实施‘壮腰工程’加快荆州振兴战略决策的政策议程分成三个部分进行了分析。     

自媒体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多源流理论的视角

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态,自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约翰·金登提出的多源流理论是被广泛运用的分析政策议程设置过程的理论模型,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可就自媒体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通过对自媒体的运用,公众可以主动介入问题源流的建构;自媒体为多元化主体参与政策备选方案设计提供了良好渠道;自媒体有助于舆论快速形成并广泛扩散,从而激发起国民情绪,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进程;自媒体还能够促使焦点事件不断出现,为政策之窗的开启提供契机。     

多源流理论视野中我国城市内涝防治政策议程形成分析——以《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为例

快速城市化引发各种“城市病”和近十年一系列城市内涝事件的诱发、催化作用,是城市内涝防治政策出台的问题源流;我国政府意识到城市内涝问题已严重阻碍了城市管理和城市化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内涝防治政策出台的政治源流;官方与非官方参与者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建议,是城市内涝防治政策出台的政策源流;“7·21”北京特大暴雨致死79人引起全社会极大关注,成为直接催化剂开启了政策之窗,促成我国城市内涝防治政策的正式启动。     

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的多源流理论分析

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已于2007年8月进入正式的试点阶段。这一政策的出台是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发展和变迁过程中的又一次重要探索。运用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理论对这一政策生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考察,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入手对其进行归因分析,最终得出结论: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的出台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推动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要推进和完善这一政策必须形成政策执行的合力。     

多源流视角下的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政策转型研究

本文借助约翰．w．金登的“多源流”分析模型，以全新的视角，对“孙志刚事件”予以系统考察，对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政策转型的核心环节——议程的建立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做了深入探讨，并得出结论：“机遇”与“政治”是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政策得以转型的最为关键的要素。     

政策议程研究的代表理论及其评析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对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的质疑和批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逐渐摈弃那种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认为在区分事实——价值的基础上依靠理性选择就可以达到令人满意的决策结果的片面认识,继而选择了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研究道路。由于受行为主义思潮影响,研究者陆续将视角从抽象描述转移到实证分析上来,一改过去那种演绎式的理论建构思路,更多地偏向于运用定量化的方法对政策过程特定阶段上的具体问题进行归纳式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强大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受此影响,政策议程研究也形成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对这些理论模型的梳理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探索体现我国政策议程创建过程一般规律的分析框架。     

流动农民工家庭中的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趋势。其中农民工流动家庭中的夫妻分居问题也日益突出。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民工家庭收入低,而深层的原因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同时,它也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冲击着传统家庭和婚姻,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阻碍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其子女教育和成长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政府和企业的重视和相互配合。     

制度障碍与家庭维系:基于农民工家庭的多个案研究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制度(结构)和家庭两个层面分析了农民工夫妻分居家庭形成的原因,并基于对24个农民工家庭的深度访谈,探讨了农民工夫妻在空间分离的情况下是如何能动地维系彼此关系的.     

多源流模型视角下生态补偿机制政策设置分析 ——以湖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

借助多源流模型,湖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生态补偿机制政策议程设置中存在着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种不同的源流.来自国家和省级层面对于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重视对三源流汇聚起到关键作用.为更好地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笔者建议:坚持问题导向,对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进行靶向治疗;总结以往政策经验,增加可供选择的政策备选方案,吸纳政府官员和学者等政策共同体建议,借助行政化、市场化与社会化路径力促实现生态补偿;充分依靠社会公众、利益相关群体以及大众媒体等社会力量,促使其积极参与到政策议程设置之中.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农民工利益问题

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问题,而农民工利益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本文把农民工问题置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以利益为主要线索,试图从和谐社会的视角分析农民工利益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对策。     

农民工家庭“386199”问题不容忽视

人口流动使农村家庭承载的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功能开始弱化,婚姻、情感生活面临新的挑战,也引发了新的社会问题。     

“北漂”的农民工家庭

北京是全国农民工输入的重点地区之一，数以万计的农民工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付出辛劳，举家迁移所带来的酸甜苦辣浓缩在他们的心头。     

博弈论视角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研究

农民工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对于保护农民工医疗权益、促进农民工流动以及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有重要意义。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其医疗保险必须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其医疗权益必须得到法规和制度的保障。本文主要从博弈论视角探讨农民工医疗保险体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的社会目标,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可以找到市民化的可能突破点。由于社会流动、婚姻挤压、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尴尬、婚姻策略的盲目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性,丰富了婚姻内涵的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管理难题。因而以婚姻家庭为突破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层化、专门化研究,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缓解成婚难问题,改变婚姻迁移循环式流动的窘境,减轻抚幼赡老维持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内容。     

社会学视野下的农民工犯罪问题

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社会学理论视角,即结构紧张理论视角、社会控制理论视角和文化冲突理论视角。从结构紧张理论视角来看,我国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影响和遏制了农民工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其奋斗的目标;从社会控制理论视角来看,农民工自身的社会因素和城市提供的犯罪目标和犯罪机会较多,从而客观的提高了农民工犯罪的机率;从文化冲突理论视角来分析,由于纵向文化冲突、横向文化冲突和阶层文化冲突使农民工的价值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因而导致农民工犯罪率的提高。     

"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源流探析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其理论语境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没落,社会语境是现代化进程中时间和空间经验的转变。"日常生活转向"发生在上述语境之下,是西方思想-理论形态的重大转变。"日常生活批判"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是西方思想和学术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