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对现代性政治的批判与超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长子继承制”批判为例

把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长子继承制”的批判置于现代性政治语境下进行探讨,可以看到黑格尔与马克思都致力于和解现代性政治分裂本质所带来的诸种社会后果。但二人给出的现代性政治和解方案存在重大差异:黑格尔以代表普遍性的伦理实体“国家”(“长子继承制”是其内在构成部分),去调节和规范重在实现个体利益的市民社会。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并不具有其原本企求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其“长子继承制”实际上不过是私有财产的最高级形式,即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它潜在地隐含着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以及前者支配后者的关系。因此,就本质而言,黑格尔的现代性政治和解方案并不成功。青年马克思坚信,现代性政治的真正和解方案,只能诉诸意味着政治国家消亡的“真正的民主制”,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将其表述为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运动。     

追问课堂:从“教学”到“学教”——以《消费及其类型》为例

学校教研组活动时,曾就《经济生活》(人教版必修1)中《消费及其类型》一课开展同课异构活动。笔者参与其中,观察了两节课:师甲:整个课堂以问题链式展开,环环相扣,较好地完成了教学目标。教学"问题"设计如下:(一)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阿玛迪亚·森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这表明发展观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克服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性,把发展的焦点由物质财富增长转向了人的自由的拓展、人的能力的提高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上.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这项工程尚处于发展之中,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亦未产生出普遍认同的解释模式.但这种思潮已经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性别研究、儿童发展和保护方面初见成效.各国都有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实践报告.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运思逻辑: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考察

现代性批判问题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理论议题,在他那里,对于现代性的审视不仅是一项哲学任务,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所在。透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发现,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有一条清晰的运思逻辑:从哲学批判走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逻辑起点,在深刻剖析黑格尔理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以“感性活动”批判黑格尔的“纯粹活动”、以“现实主体”批判黑格尔的“理性主体”,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对劳动概念的抽象理解。以此,马克思摧毁了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抽象的主体性。然而,哲学批判难以切中社会存在和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难以触碰现代性问题的根基。基于此,马克思将现代性批判上升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他具体考察了国民经济学、异化劳动现象与私有财产问题,并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批判资本主义问题,最终揭露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抽象统治。     

现代性历史的叙事学建构——以《走西口》为例

《走西口》是双重视域下对历史的现代性建构,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小叙事”穿插进行,多方位展现了走西口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对“仁义礼智信”进行了重新阐释、发展,形成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儿女情的叙述颠覆了传统婚恋观,试图建构具有革命意义的现代性男女关系;对小人物的阐释更加理性,认为其不仅创造了英雄,而且创造了历史。《走西口》在传奇中塑造英雄形象,在儿女情长中叙述历史,在小人物的生存中体验命运,在走贾行商中讲述革命,提供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现代性解读文本,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社会-个体互构”的社会整合机制探析——从马克思到吉登斯

"社会-个体互构"是社会整合机制的本真状态与本质要求。它是在吸取了从马克思到吉登斯等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以社会规范性、个体主动性为依托,突出强调社会分化、社会整合,将社会实践、交际理性、规则、主体融合为一体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其意在摈弃社会单构和个体单构的社会整合观,既发挥社会规范性,又弘扬个体主体性;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整合理论的创造性的现时代发挥;既关系到理论问题架构的梳理、重组,也预示着马克思主义整体在中国的发展前途,是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整合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只有充分认识好"社会-个体互构"的社会整合机制的本质特征、组织及方式,才能合理、有效运用这种整合机制,对中国社会进行有效整合构建。     

从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概念到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基于《文明社会史论》的弗格森和马克思比较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经黑格尔并可上溯至斯密,但一个新的资料表明,这一认识忽略了与斯密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弗格森的"civil society(文明社会)"概念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在继承和改造弗格森"文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赋予德语词汇"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新的含义。相较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暗含资本主义之意,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则明确指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正是在继承和批判、借用和弃置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唯物史观。但是伴随着市民社会"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矛盾而来的并不是弗格森担忧和预言的文明的中断或崩溃,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所得出的和历史必将证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灭亡。     

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侦查理念的重塑——以“儒家价值观”为视角

在依法治国方针全面实施背景下,现代侦查理念必须由效力执法走向文明执法,对于现代侦查制度而言,为了更好地实现文明执法,应当借鉴儒家价值观中"仁爱"思想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应当充分汲取"仁者爱人"的理念,保障人权。另一方面,强化"仁政"理念的作用。     

从“隔离”到“融合”：工读教育的社会支持发展——以广州市A学校个案为例

经历50年的风风雨雨,工读教育这种集教育、矫治、挽救失足青年于一体的特殊教育模式,再次陷入停滞甚至萎缩的困境。但是,随着青年行为偏差和犯罪问题的日益严重,社会对工读教育的需求剧增。本文将通过广州市A学校的个案研究,剖析目前工读教育面对的困境,并从社会支持的视角把大陆的工读教育与香港群育教育进行对比,从而尝试探讨工读教育困境的根源和未来发展之路,提出工读教育必须从“隔离”向“融合”转变,建立多元嵌套式的社会支持体系。     

从本子故事到口头说唱——以甘珠尔《薛仁贵征东》为例

说书胡仁乌力格尔是蒙古族独有的大型口头说唱艺术,是民间歌手在四胡伴奏下演述的长篇叙事故事。所讲述的故事主要来源于书面"本子故事",说书艺人将其转化为口头说唱艺术胡仁乌力格尔。本文以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传承人甘珠说唱的《薛仁贵征东》故事片段为例,通过对本子故事和说唱文本在故事内容、文本语句层次和故事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比考察,揭示出说书艺人对本子故事的口头转换机制,如保留本子故事的核心情节、对故事细节进行情景式描述、重新编排故事细节和纳入听众互动因素等。     

“五四”落潮后鲁迅小说的文化生命意识——以《伤逝》为例

本文通过对《伤逝》的分析,指出“五四”落潮后鲁迅小说创作中强烈的文化生命意识。对鲁迅的思想情感、生命体验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几个方面进行了考察。     

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不费分文生产力”概念——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例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基于揭露资本无偿剥削自然力以及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需要,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视阈下从自然力、分工协作、自然科学以及剩余劳动等方面阐述了“不费分文”的生产力思想,并对应从四个层面上使用了“不费分文”概念。研究马克思“不费分文”生产力思想有助于澄清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没有价值的自然力”提法的误读,以此消除对马克思没有生态意识的质疑;也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全面理解,从而揭示马克思使用“不费分文生产力“提法的批判意蕴。     

“共同体”、“资产阶级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嬗变看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

人与社会的相互生成、相互诠释是马克思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基本原则,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嬗变来看,马克思关于社会的"三形态"可以描述为:"共同体"是人与社会的原初统一体;"资产阶级社会"是人在社会之外才是人的特殊"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是人与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     

从个人事件到公共事件——以“杭州飙车案”为例

近年来的诸多网络公共事件，无论是重庆钉子户，还是瓮安的命案，往往都起源于一段个人遭遇。一起个人事件，影响本来局限在个人生活圈之中，一般并不能构成对于全体社会公民的威胁。然而这些个人事件为什么经由媒体报道之后，成为了在网络中被积极讨论和广泛参与的公共事件呢？     

黑格尔法权概念的现代意义——以《法哲学原理》“导论”为例

近20年来,国际学界的一部分学者主张,应合理地跳出马克思的批判之外来重新看待黑格尔的法权学说。这一学说既不像近代早期自然法学说,也不像德国的历史学派,而是试图在人类精神的现代处境下,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考察人如何通过逐步承认与超越其周围的生活世界,并将自身之力贡献到那些比其自身更为根本的世界整体结构中去(而不是控制这些结构),为法权现象的存在提供基本的可能性条件。这种法哲学对于当代的启示在于:法制建设应重视法条在生活世界的切己性、各种层次的法条之间的整体关联性和法对于生活的引导与指向作用。     

从“五反”运动到工商业的二次调整——以南昌为例

经历了1951年“黄金发展时期”的私营工商业由于资本家唯利是图本性的驱使，出现了“五毒”现象，使国家财产受到了较大的损失。政府通过“五反”运动，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业污毒，经营中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但同时也导致了工商业再度陷入萧条。于是政府又适时地对工商业进行二次调整，着重于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市场经营开始有了好转。“五反”运动及随后的调整措施给社会经济关系带来了巨大影响。     

《孙子兵法》中的“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对现代指挥员的启示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把握主动权尤为重要。如何掌握战争主动权,兵书圣典《孙子兵法》给我们留下了有益的借鉴。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出的“致人而不致于人”思想高度概括了掌握战争主动权的精髓。     

民族传统文化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以桂林《印象·刘三姐》为例

文章在对全球化背景下<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的运作原理和实际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其"开发、创新民族文化.以民族文化产业化促进民族现代化,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地方社会经济良性互动"的特色发展道路.并指出这种发展模式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既要现代化,又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的要求,对其他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具文”现象——以清代禁赌禁娼为例的讨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皇帝的圣旨、诏谕,国家的法律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令,大多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表现出律令与实际社会生活的严重脱节,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具文现象”。本文以清代禁赌禁娼为主要事例,讨论了此种社会现象的成因和相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