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劳动者报酬占比问题应注意科学定位——兼与郑新立先生商榷

劳动者报酬及其在GDP中的占比,是初次分配问题讨论中的重要内容.就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问题而言,其究竟不合理到什么程度?与其他一些国家比较存在怎样的差距?对此,学界和媒体均存在统计和表达口径不一的问题.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口径下的全国劳动者报酬,通常是居民生活调查口径下的工薪收入的1.5倍左右.如果采用一致的方法和口径对2003年和2004年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重新计算,2004年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不仅没有大幅度下降,反而明显上升了(稍高1个百分点).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发展中国家普通低于发达国家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郑新立先生建议中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的提法有混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之嫌;用三年的时间,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几个百分点的提法,由于不太可能是一个增量调整的过程,相对不具有可行性.我们固然反对忽视和掩盖问题,也反对情绪化地看待问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是考察和解决当今中国任何问题的重要指针.     

人力资本理论与我国教育投资

人口质量的提高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 ,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 ,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现阶段虽已完全具备了大众教育制度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条件 ,但教育的发展水平却仍然很落后 ,因此 ,只有加大教育投资 ,加快教育发展的步伐 ,才能不断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人力资本理论与我国教育投资

人口质量的提高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现阶段虽已完全具备了大众教育制度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条件,但教育的发展水平却仍然很落后,因此,只有加大教育投资,加快教育发展的步伐,才能不断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教育财政投入、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相对于J-F方法,教育年限法高估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低估了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J-F方法下,1985-2007年间,中国人力资本对于GDP增长的贡献达到32%。但背后的增长模式并不是教育的财政投入直接增加人力资本,从而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而是,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正向的,但教育的财政投入并没有促进人力资本增长,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由于经济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人们的收入增长,使得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增长。教育的财政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只是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国家不但要重视提高教育的财政投入,还应该重视评估教育财政投入对于教育质量的影响效果。     

教育产业与人力资本的现代理论分析

教育作为获取知识和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意味着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作用,随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教育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日益重视。由于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的提高又促进研发能力,从而产生持续的内生经济增长。本文分析了教育产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教育产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理论,进一步阐明教育体系发挥先导作用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石。     

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人力资本和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本与教育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地区和城乡之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部分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教育和培训体系还落后于现代人力资本内涵。为适应新时代发展、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要相应调整我国的人力资本和教育体系:一是要匹配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二是要适应技术变革时代的新要求;三是要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四是要重视非认知能力的重要作用。该文最后针对上述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试析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

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地分割为农村就业部门、城市非正规就业部门和城市正规就业部门。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原因 ,使农村居民难以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就业 ,同时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缓慢 ,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低下 ,也直接降低了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需要加速城市现代经济规模的扩张和打破传统部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均衡,提高农业投入的产出弹性,促进部门间的收入均衡。中国现阶段促进二元结构转化的政策,应以提高农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重点,要有利于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为其创造出需求条件。     

人力资本理论对发展教育的启示与借鉴

人力资本理论是经济增长时代的里程碑。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 ,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倡科技、教育兴国战略 ,通过实施正规教育与终身教育而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 ,是发展中国家提高整体国力的根本。     

我国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国际化人才管理与开发是我国迈向全球化的一项关键举措。我国人才管理环境和方法再造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人力资本管理和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重点就人力资本管理的方法再造、薪酬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供政府、企业、管理等方面的人士参阅与交流。     

关于教育劳动生产率的两种理论观点及其评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市场是单一、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教育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激进学派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假设条件下,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作用。本文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学派的观点都过于片面,本文不承认劳动力市场是单一、完全竞争的假设,但认为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假设条件下,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间接作用。     

制度性分割、人力资本粘性与失业问题——以东北地区为例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失业群体的转岗再就业过程中,与人力资本失灵现象相伴,还出现了明显的人力资本粘性问题.人力资本粘性来自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来自于分割条件下特定的人力资本制度.为降低人力资本粘性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财政应当对劳动力的转岗再就业培训进行资助,同时尽快降低分割性收益,以实现人力资本制度的有效变迁.     

教育经济学与教育产业的解读

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了关于教育产业化的大讨论,有人借教育经济学的名义为教育产业化呐喊助威。更有甚者,干脆提出教育要商业化的口号,这是对教育经济学的极大歪曲。本文的作者认为,教育不属于经济活动的范畴,是一项基础性、公益性的事业。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运作教育,不仅违背了教育目标,也是违背了教育规律。产业化背景下的教育行为将导致教育行为的失范。     

人力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的协同性与就业实现分析

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是导致就业实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从造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文献研究综述人手,从结构视角提出破解制约“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思路,得出入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不匹配直接造成结构性失业的结论,建议可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两条路径来增强人力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的协同性以实现就业.     

教育与农村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

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他部门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农业的贡献与支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早日实现现代化、迈入先进国家之林,首先要实现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是真正的小康,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真正发展。关于农业如何发展,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我们认为要想早日实现农业的快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增加农村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农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一、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意义一般而言,人力资…     

人力资本存量对促进广西经济发展的计量与评价研究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越来越显得重要。本文通过对广西人力资本存量从投入角度,采用受教育年限法进行计量,进一步对促进广西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分析,同时结合国内有关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影响的结果,进一步比较并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梦想与现实——关于厦门农民工子女就学与教育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厦门市50个社区的抽样调查,本文从代际转移的视角考察了在厦农民工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同时分析了在厦农民工子女的就学与教育现状.最后,本文探讨了一些相关的难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收入格局:整体与局部反差的经济学解释

近年来,全国居民基尼系数“警戒”与城乡内部基尼系数“非警戒”同时共存。这种共存局面到底有什么内部逻辑,相互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制衡,是大家所期待解释的问题。本文实证性的讨论了中国1978~2004年全国、农村、城镇基尼系数及城乡人口比四者之间的量化关系,结果显示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暂时具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局部合理性将会超越安全边界,特别是当前城镇化速度无法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的步伐。因此,可以推断,促进城镇产业发展,扩大城镇就业率,加快城镇化速度,是缩小全国居民基尼系数的关键举措。     

劳动者抗争行为的处罚与刑事政策研究——以我国台湾地区为视角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劳资关系中,劳动争议的发生可以算是一种常态,因为在一个组织之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一定会有冲突和争议。劳动者为求取尊严和生存,有时会从事若干自力救济的群体性抗争活动,若当该等行为触犯刑法时,应该如何处罚?关于劳动者群体性抗争事件处罚与刑事政策,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和谐稳定的重要政策之一。2011年5月1日我国台湾地区开始施行新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增设了特殊刑事豁免规定,但内容颇多疑义,在施行后未必能解决现有难题,对于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群体性抗争活动帮助不大。毕竟,劳动者抗争群体性事件问题的解决,最终仍须回归刑事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