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公诉初论

在采起诉便宜主义的各国立法实践和理论学说上认为: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后,发现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或不适宜时,可以撤回公诉。撤回公诉是公诉机关的公诉变更权权能之一。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也在从事撤回公诉的司法实践。但是,从诉讼规范化和诉讼制度合理化的要求出发,我国的撤回公诉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对公诉机关追诉犯罪动力的探讨

公诉机关被称为“法律守护人”,其对于公诉案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公诉机关与案件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如何才能确保其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尽职尽责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公诉机关追诉犯罪的动力在于民主的制约、对犯罪所产生的恶的抵制、对法律的信仰以及严格的准入机制。     

自诉案件起诉实务问题研究

自诉案件起诉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公诉转化为自诉的案件,妨碍被害人(自诉人)一方权利行使;经其他机关调解后达成协议的案件如何再行提起自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承担什么样的释明义务等,对此应进行深入分析并寻求解决办法以指导司法实践。     

新刑诉下公诉工作司法能动性之发挥

在我国,能动司法与西方有所差别,其主要强调司法机关如何将法、情、理有机融合,慎重平衡各方主体利益。能动司法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是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附条件不起诉、量刑建议,均为公诉工作发挥司法能动性提供了有效平台。同时,在公诉工作发挥司法能动性时,也存在办案检察官角色定位偏差等问题。要使公诉工作司法能动性得以有效发挥,上述问题亟待完善。     

起诉书规范制作问题初探

公诉机关司法文书的整体质量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目前仍有些司法文书在制作上存在着不规范的现象 ,影响了案件的审查、审理。本文就起诉书的各主要部分 ,结合某些具体案例文书 ,重点探析了如何规范起诉书的某些写作内容和写作手法 ,以期进一步规范起诉书的制作 ,提高写作水平 ,符合新时期案件的审查起诉要求。     

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我国侦诉关系之重构

世界各主要法治发达国家侦诉关系模式主要是"公诉主导侦查"或者"公诉引导侦查"的模式。此种模式下的"主导"或者"引导"均体现以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的实质性有效监督制约为后盾,符合诉讼机制运行的一般规律,体现了现代法治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侦诉关系却呈现出一种侦诉"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明显的不足与错位。新时期,在审判中心主义背景下,我国应在借鉴域外相关国家侦诉关系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实质性有效监督制约为后盾的,公诉引导侦查的"侦诉协作关系模式"。     

论公诉转自诉制度的缺陷及其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和第一百七十条第三款规定了公诉转自诉制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被害人利益，也是对国家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行使权力的一种制约。客观地讲，给被害人以特殊的救济方法，制约侦、诉权力滥用，这一理念应当予以肯定。但是，这项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非议，不少学者认为其理论存在缺陷，实践中被害人也难以真正通过自诉程序得到救济，而且破坏了刑事诉讼中其他原则、制度的执行。文章从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诉权制约检察机关公诉权的角度，探讨建立由被害人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机制。作为对当前公诉转自诉制度的重构。     

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

根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作了重要修改补充,进一步强化了被害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明确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起诉权,由于这类案件既不同于公诉案件,又有别于自诉案件,作为一种新类型案件,从理化上加以探讨,无疑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起诉权的法律意义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局限性及其完善

在公正基础上制度化地解决有限的司法供给与膨胀的刑事法律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我国在《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基础上对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进行试点,但是试点中的一些问题阻碍了试点的预期效果的实现。本文分别从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被告人、辩护人、审判机关角度分析阻碍速裁程序适用的原因,提出设立非法律因素上诉甄别程序,从而节约二审司法资源、确立司法权威;同时提出构建多层次的刑事司法程序,以改变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体系扁平的现状。     

公诉权制约之比较法考察

适当起诉事关国家惩罚犯罪的能力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为规范公诉权的适当行使,各国都从起诉条件和审查程序上对提起公诉加以控制,并对不起诉裁量权从程序上加以制约。公诉机关既要对拟提起公诉的案件着重从证据标准上进行审查,还要将起诉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宜放低,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机制还应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之定位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在理论上和实务对检察权性质的不同争论而导致对检察机关的定位有分歧,其主流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其历史、现实等方面,但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其弊端,对我国的法治实践尤其是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造成了负面影响,有必要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进行反思。根据检察机关承担的主要职能并借鉴世界通行做法,应把我国的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     

也论撤回公诉制度

我国由司法解释确立的撤回公诉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严重损害了法律程序的尊严、检察机关的司法权威以及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学术界对该制度的普遍关注与较大争议。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并未涉及撤回公诉的问题。从情势变更、司法效率与人权保障的角度出发,撤回公诉制度具有存在的正当性。针对我国撤回公诉制度存在的立法与司法缺陷,可以从撤诉制度的立法化,明确撤诉的事由、时间、程序、效力,构建撤诉的司法审查与听证程序,规范撤诉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完善。     

民事公诉质疑

近年来,很多人主张建立民事公诉制度,寄望于民事公诉能解决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社会公益、弱势群体等问题。但实际民事公诉制度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质疑,实践中也难以得到有效的运行。要解决相关的问题,应当加强行政主管机关的管理职能、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充分发挥社会司法援助、支持起诉等制度的作用,而不能仅仅由检察机关越俎代庖通过提起公诉来解决。     

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协调

完善我国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做法是：应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中,适当的引入公诉权,国家机关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这类案件的追诉程序之外;被害人在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并没有让渡给被害人个人,公诉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公诉转自诉案件应从自诉案件范围中剔除,针对公检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来达到制约公权力、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     

刑事审判预断排除问题研究——以“锚定效应”为切入点

2013年1月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其恢复了公诉机关的案卷全案移送的公诉方式,由此产生了如何排除或者削弱法官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预断的问题。1974年,心理学家阿莫斯特维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通过"幸运轮"的实验提出了"锚定效应"的概念,表明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刑事司法领域的大量判断都用到了锚定理论,其是一种普遍存在又难以消除的判断偏差。我们可以通过测试锚的可靠性、提高个体的动机、增强个体知识技能、类比相似情景的方法避免或者减少因锚定而产生的偏差,而在刑事司法领域可以通过建立判例制度、完善对抗制程序、贯彻判决书充分说明理由制度来减少或者避免法官因锚定而产生的认知错觉的影响。     

我国公诉撤回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庭审启动后公诉方要求撤回公诉是否准许,应当视撤回公起诉之动机、刑事被告权利、刑事审判之具体进程等因素而定.撤回公诉对刑事被告是否有利,要视具体情形而定,而非不经法院审查完全由公诉方自主决定.从欧美国家的先进法制经验以观,很多国家其实对公诉方任意撤回公诉而规避败诉风险均作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对公诉方的撤回公诉申请,我国未来的刑事司法改革有必要建构起应有的司法审查机制,在特定案件中对撤回公诉进行相应的限制.     

也谈检察监督制度为什么受质疑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职权具有一定的司法特性,但又完全不同于法院的司法裁决权.我国的检察权固然要以公诉权为中心对侦查权和审判权实施程序性监督,但在新的形势下,检察机关更需要转变检察监督的方式,要不断探索检察机关检察监督行政权的方式和重点,同时也要研究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问题.     

我国刑事审判中法院变更罪名制度探析

法院在案件庭审结束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犯罪事实不一致时,可改变指控罪名,按照自己审理认定的罪名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司法实践中,应通过立法明文规定法院享有变更罪名权,并对其变更程序、时间限制、管理分工作出细化。     

“轻缓”语境下未成年人公诉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日趋增多，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全社会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公诉部门，如何在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中贯彻“轻缓”的刑事政策，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体现现代司法理念的办理机制，是当前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拟以我国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以当前的公诉实践为切入点，结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探索如何在未成年人公诉案件中将“轻缓”的刑事政策贯彻到实处。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传统的行政诉讼将原告资格限制在申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这样当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危害社会公共利益时,人们无法直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是一个司法盲区。通过对两种行政公益诉讼模式——民众诉讼制度和行政公诉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不难看出行政公诉的制度模式是基本符合中国行政法制的实践和国情的,也将是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