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社会自治:理念、逻辑与路径

环境治理所广泛遭遇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说明解决环境问题仅依靠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还不够,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加入。依靠社会力量,加强环境问题社会自治是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加以考量的选项。在实践中,公民、社区、环保NGO等和企业社会主体在环境问题社会自治中已经逐步显现出了力量。当前,需加快环境问题的制度创新,完善环境自治法律体系;加大环境自治的政策扶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环境自治;政府要让渡部分环境治理权力,激发社会环境自治的活力;进一步提升环境自治主体的主体意识与治理能力,落实环境自治责任,并建立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完善区域环境治理体系,促进环境"善治"。     

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NGO发展的互动分析

生态型政府构建与生态NGO发展及其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新颖问题。生态型政府构建对生态NGO发展的促动主要是通过生态优先的根本价值观确立,建立支持生态NGO发展的观念基础;通过生态管理职能的合理定位,开拓生态NGO发展的应有空间;通过生态管理制度的建立健全,提供生态NGO发展的制度保障。而生态NGO发展对生态型政府构建的促动主要通过明确适当的生态责任,呼应生态型政府构建的改革要求;通过开展良性的生态合作,推动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发展进程;通过强化高效的生态政治参与,确保生态型政府构建的健康发展。     

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三只手"

文章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光靠市场自身不行,市场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用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但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存在政府失灵.在转轨时期的经济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几乎是一个伴生的现象.同时还存在严重的契约失灵.要解决那些市场和政府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必须在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之外,建立和完善社会协调"第三只手"即社会公共组织和社会公共道德协调机制.只有当社会协调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同时并用、相互配合、各司其责并充分发挥作用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健康、高效、快速地发展.     

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参与机制探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为社区重新介入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社区是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切入点.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着手应对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是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行动路径.生态文化建设的社区参与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构建宣传、教育机制,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构建网络、组织机制,建立生态建设参与渠道;构建制度体系,保证生态建设参与权力;构建激励机制,激发生态建设参与积极性.最后还需要注意和防止"参与失灵"问题.     

市场失灵的认识误区及其矫正

市场失灵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政府进行政策干预的理论依据.导致市场失灵既有市场机制自身的原因,即"真"的市场失灵;也有市场机制以外的原因,即"假"的市场失灵.我国当前出现的市场失灵大多数属于"假"的市场失灵.因此,要走出市场失灵的认识误区,全面客观地分析"真"、"假"市场失灵,找到治理市场失灵的针对性措施.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的双失灵及对策——以北京市为例

新兴产业在自身尚未达到市场化推广的成熟程度之前,市场不会主动进行产品的供给和消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存在不顺畅、不匹配的情况。因此,"市场失灵"与"系统失灵"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新兴产业市场化进程中必然存在,由此决定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从政府消解"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的作用机理和北京市实践经验看,政府通过各类政策消解两种失灵是切实可行的。为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稳步发展,未来的产业政策需要从消费引导和公务采购两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微调产业发展目标,合理规划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地区壁垒。     

政府失灵的形成与治理对策

与市场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着失灵.本文首先分析了政府失灵的形成原因政府的"内部效应",政府职能定位不当,制度缺失、寻租等各个方面;其次提出了治理政府失灵的对策抑制机构膨胀,提高政府效率.实现政府职能重构,加强制度建设,用市场力量、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等.     

对环境保护中政府失灵的哲学反思

在环境问题上,我国政府先后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出台了大量的环保政策、法律和规章,但环境状况目前仍然严峻.当前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解读,使环境保护中出现政府失灵这一现象成为必然.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应做到:政府决策者需要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加强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态教育;积极参与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     

浅析公共政策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区别

公共政策失灵是指公共政策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甚至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或加剧了市场失灵的现象,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失灵是政府为克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超过了市场失灵本身会导致的效率损失。从政策系统、政府角度以及市场角度三方面分析,公共政策失灵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府失灵。在区分二者时,一方面要看到其他的力量对公共政策失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失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论"执行难"案件中的国家干预

"执行难"是一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表现,国家干预的实质是法的干预,既要干预市场又要干预政府.对于"执行难"案件,就是公开的和力量统一的法律执行.     

中国大气保护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基于各地区环境数据的比较分析

对我国各省的大气环保支出的绩效进行评价表明,大气公共支出绩效的提高与地方环保机关的工作水平和工作效率紧密相关。在客观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地方环保部门是能够通过自身效率的提高来促进大气环境的改善。     

公正是承担国际环境责任的必然之选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是世界各国承担环境责任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折射了国际环境责任的价值理念——力求公正。这一原则包括生态公正性原则、经济公正性原则、政治公正性原则三个方面。在承担国际环境责任过程中，各国应按照事实与价值相统一、责任和义务相统一、利益和权利相统一的要求，在力求公正的前提下勇于承担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环境：     

着力提升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制化水平

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已成为国家政策和立法推进的重点和难点之一。保护农村环境要遵守农村环境法定原则、政府责任原则、农民利益至上原则。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化的主要领域涉及水源保护、垃圾处理等。实践中,由于农村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缺失,加之修改《环境保护法》困难重重等,因此,加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化建设,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环境保护专门立法体系,着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督管理。     

“十二五”时期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将会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所以,政府在公共治理中需要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实现政府角色新定位,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通过“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行政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通过大部制推进机构整合改革政府机构,通过完善行政管理制度调整政府行为。     

环境污染诱致型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量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诱致型群体性事件的变量包括怨恨变量、精英分子及其组织能力、理性计算三个方面。当前我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生活环境污染等问题，政府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对农村的环境污染治理，真正构建环境良好的和谐社会。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中国绿色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展望

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管理和保护中具有及时性与应激性的特点,能够有效地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有利于建立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激励机制。因而,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基本框架的建立提供了比较清晰的思路。     

发达国家环境外交战略及我国的政策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许多国家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然而,发达国家通过制定环境法规,设立新的非关税壁垒,主张环境安全高于国家主权,以本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重等手段,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对此,我国的应对之策是：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立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普及环境教育,增强环境意识,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尽快完善我国环境标志制度,强化进出口商品环境标志的认证工作;加强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引进外资,争取外援,促进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     

环保督察与空气质量改善:立足城市情境的效应异质性分析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改善空气质量,尤其是其效果的可持续性,尚存在诸多争议。立足于匹配后的地级市数据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平均效应,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尽管在短期内显著改善了空气质量,其长期效应并不显著。然而,借助基于模型的递归分解法和随机森林法进一步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的长期效应存在显著的情境差异性:中央环保督察对于空气污染较重的城市具有长期改善效应,且东部城市尤为明显;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越具有长效性;政府规模和财政自主性对中央环保督察效应起到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前者的扩张会削弱长期效应,而后者的提升则会强化长期效应。揭示城市情境对督察效应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深化学界对中央环保督察长效性的条件认识,也为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提升其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生态文明建设的呼唤与环境保护法治的回应

环境保护法治,不仅仅只有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而且包含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内容。应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有效司法和全面普法来实现环境法治的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